◎不久前，我在宁夏大学同现当代文学的一批研究生进行过面对面交流，大伙对牛香这个人物非常认可，同时他们觉得秀明老师这一形象应该再有所加强会更突出。而我却认为，读者应该把牛香和秀明统一起来看，也就是说，她们是我塑造的一组形象，这两个女人是互补性：秀明知书达礼，贤良、聪慧、富有爱心和忍耐力；牛香则泼辣、风骚、仗义，时而是非观念模糊，时而又有一定的同情心。这两个女性在羊角村是缺一不可的。至于你提出的牛香身上再有点儿狠劲，我是不大赞同的，我觉得她在严厉惩罚两个儿子的那一情节里，她的“狠劲”已经超乎了我以往所创作的人物谱系，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过，我又觉得这个“狠劲”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个人物可能就立不起来了。

△读者会看出这两个人物有意的对比的，小说中你不是从虎大的眼睛中都做了直接的描述吗？大概我说的不准确，我说的“狠”劲是那种能够照亮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之类的，它可能超出生活现实本身，但一个人物能够在人们面前“光彩照人”一定需要这样的棱角。就像提到老葛朗台你首先想到吝啬，提到张飞首先想到“猛”一样。不过，我发现你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作家，你能把握住人性中的恶的因素，但同时又不让这种人性下降到没有光亮的淤泥中，你总是给他们光，用善良的目光打量他们，用希望的光（指唤醒内心觉醒和人性回归的光）来引导他们，这一点，比较阳光。先锋文学当然有很多优点，但作者对笔下的人物都是很冷漠的，善、恶被取消了，天使和魔鬼平等了，但大家不是都恢复为人，而都成了魔鬼，实际上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而你的作品中有这种阔大的种子，这不仅是你的长篇，而且是大多数中短篇表现出来的共同品质。你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出来了，又透过文字将你自己内心中美好的追求表达了出来。大概跟我们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平安、没有那么多苦难的经历有关吧？

◎不能刨除这种可能性，但也不是绝对的。有评论家指出，杀戮、施虐、暴力、残损与死亡，是我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和意象，读者大概认为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其实，正如你所言，我小说里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善良之光。我想，只有首先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读我的作品中的救赎与宽爱，才能理解人物每每在绝望中看到的希望。

△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第四章，因为现在摆在面前的大多是对于疲塌的现实直观描摹的文学作品，《妙音鸟》的这一部分人我看到久违的一种语言、想象的张力。这里现实与虚幻、白天和黑夜都混合在一起了，亦虚亦实，完全超越了那种平庸的现实主义。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都被这无边无际的瞌睡所困扰，这样一来，这个村子成为一座孤岛，而外面则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种强权政治的声音都传不进来，它依旧运作在乡村的传统伦理之下。可你不是写世外桃源，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开镰帮的造反、疯狂的批斗等等，也照样在这个村子里上演，不过，不是在一种政治理想的鼓舞下催生的，而完全是个人私欲的满足和彼此恩怨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文革”，让我们看到的大概不是“文革”的革命性，而是它的腐朽性，完全是古老的传统的渣滓的借尸还魂，这一点可能更接近乡村的现实。我想知道，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现实你是怎么看的，小说中试图提供怎样的反思？

◎香港凤凰卫视做了一期“樊建川和他的红色革命系列生活用品收藏”，不知你是否收看？我看了，大为震惊，就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其收藏规模之庞大是绝无仅有的。光各类纪念章就仿佛是海底世界里庞杂纷繁的鱼类，让人眼花缭乱，主席的语录和头像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从锅碗盆碟到钟表桌椅到学习和工作用具，干脆这么说吧，当时只要是一件瓷器、一件工具、一个物品、一本书、一只笔、一张小票，都无一例外地浸染了“文革”特殊的红色。樊建川向观众讲述了他的收藏和整理过程，他说最让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器具，而是他从民间收集来的汗牛充栋般的书信，那里面充满了告密、陷害、恐惧、痛苦和忏悔的泪水。更多时候，樊建川说他根本不敢一一去查看，只是简单地做分类打包处理。从电视画面上，我看到那些被装在一只只粗糙的麻包里的私秘信件，它们静静地躺在像高低床一样分层的巨大货架上，形同一具具死尸无声又无息。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写作《妙音鸟》是有意义的，就像樊先生的收藏，因为人的惰性首先就是健忘。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早就跑题了。不过，我是想借此表明，“文革”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内心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诸如像章、瓷器、信件、语录等，这些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都无数次触摸过的。在我记忆当中，只要是有红色痕迹的瓷器，在家里绝对是供奉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别人一进家门就会映入眼帘，好像对外宣扬我们这个家庭的忠诚不二。我曾亲手打碎过一只空心的白瓷塑像，后果可想而知，父亲严厉的惩罚了我，并警告全家人要保守秘密。那是一种天将塌下的恐慌，在我幼小的身心上烙下了疼痛的印记，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痕迹。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应该被轻易忘却。作为一名作家，别人去写那类无关痛痒东拉西扯的柔情暖意的小故事，对历史对过去对伤痕视而不见，而我不能。已故的巴老晚年说过，他在“文革”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于是，他的存在和文字有了崭新的价值。但愿多年以后，有人谈及我的创作时，不为别的，只因我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和激情反思过那段历史。

△有些心理伤痛不应该那么快就从中国人的记忆中移走，我看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做的是那个时代亲历者的心灵档案，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冯骥才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过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但他说有一阵子根本不能再写那段岁月了，他回忆去过去的事情自己的精神都受不了，要生病的。这跟你看樊建川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一种心灵的撞击。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感官的享受，但作家，好的作家还是要敢于拿出撞击心灵的东西，哪怕它与人们的口味不大合拍，但是轻飘飘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没有影了，有根的树却会越来越枝繁叶茂。对此，我欣赏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们回到小说中，小说结尾你安排了一场地震，为什么这样来结局，你是想毁掉这个村子，还是只是想让沉睡的人们醒来？

◎谢谢你注意到小说的结尾！“地醒了”的潜台词是“那么，羊角村的人呢？”之所以这样结尾，还是想把问题留给聪明的读者。地震无疑是毁灭性的，难以抗拒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已经腐朽的东西，索性就让它来个天翻地覆吧。当然，我这样处理是有现实根据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惊，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这是否就是大地给人们、也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敲响了警钟？

△这几年是你的创作丰收期，我惊喜地看到你在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等各种形式上遍地开花。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这样执着地坚持下来，肯定生命中有一种对小说剥除不了的爱。好像你原来是学理科的，当初是怎么喜欢上小说的？

◎准确地说，我是从2000年起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并在国内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的，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六七十篇、中篇二十余部、长篇三部，累计超过二百万字。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早在1999年前，我的工作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还在民航局上班，做的是专业性很强的航空电讯工作，可自己好像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根本不属于机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呢？我实在不想塌塌实实干一辈子通信业务，干脆就改了行，去当一名行政秘书，可感觉总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是不喜欢民航这份工作，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和每一缕空气。我的第一个短篇习作，就是在机场值班的夜晚写成的，可以说一气呵成，而且是手写的，后来打印出来拿给省刊的一个编辑朋友看，对方答复说很不错，可以作为头题来发表，而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头题”为何物呢。1999年末小说发表出来，我好像也一下子找到了工作以外的乐趣，那以后读书和写作让我完全忽略了一直以来不如意的景况，一个个被我精心虚构出来的鲜活的小说人物，他们微不足道的举手投足或荡气回肠的哀乐喜怒，几乎占据了我所有思绪。当然，我也为此背负了“不务正业”的心理负担。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很顺利地从民航调到宁夏文联做文学编辑了。正是小说为我提供了一次跳槽的机会，要是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热爱它，并为之付出心血。

△不知你最近是否关注一些人关于几个代层作家的看法，有一些人说，六十年代作家生活资源丰富，现在也有优秀作品产生；八十年代作家，风头正健，正在引领风潮；惟独夹在中间的七十年代作家好像很平庸，似乎马上就被忽略掉似的。很不幸，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刨除自身感情，你怎么理性地看这种判断？

◎孟繁华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里写道：“70年代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无疑，这也正是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时常在想，你已是如此出身了，叹息痛恨又有什么用？博尔赫斯长期待在阿根廷的一家图书馆里，可他手里的笔却伸向了世界各地。以代际划分作家有一定的道理，也便于文坛形式上的具体操作，但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管人们做出怎样的判断，道路始终要靠作家自己去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勤能补拙，想当一流的作家，必定困难重重，我写《妙音鸟》最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否则，就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现在已无需太多言语了，我已经比较成功地做完了这件看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包括你在内的有识之士，会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做出公正的判断。所以，我想再次引用孟繁华先生的话，他说：“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读到这部长篇小说，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

△说实话，我有自身的焦虑，却不大有代层的焦虑，我们不能像一个算命先生那样从生辰八字看文学、历史的发展。哪个时代不出人？时代是一方面因素，自身的功力更重要，不然，哪怕你生活在历史最好的时代，还是窝囊废一个，又有什么用呢？更何况，现在的代层讨论说白了，还不是从市场看文学？从文学看文学，我觉得七十年代作家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不断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即如从你的近期创作而言，问题并非没有，但从整体来看，这部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控制力等方面，可以说它也预示着七十年代作家创作上的成熟——在文字把握上、在对生活经验的处理上、在对历史责任的承担上——已毫不逊色于六十年代作家了。我一直比较喜欢你的文字，从你众多的中短篇到《西北往事》，再到这部《妙音鸟》，在你的文字中有着干净、利落又刚硬的力量。但如果仅仅如此还很单薄，而你好就好在还有另外一面，即刚中有柔的一面，朴素却又蕴藉的一面。当代小说语言逐渐在失去弹性，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比生活本身还涣散、凌乱，这些缺点在你的小说中很少见。我曾经到过宁夏，与你和很多作家朋友都有过交流，在你们身上感受到难得的对文学那种热情和真诚。宁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母亲河从此流过，它不但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一定会刷新它，所以我常常想有你们这样一批作家，再加上不趋势、不趋时、不急躁、不功利的品质相伴，这块土地一定还会生长出更多神奇的文字来。为此，我期待着。作品会代替作家说出所有的话，也会让读者看到作家的一切。

2008年1月5日至12日上海-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