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006年“世界杯”之前，我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那儿亲眼见到德国人怎么干活。一摞木头，三个人搬，其中两个人都闲着，剩下一个人操作吊车，干了一下午还剩半摞没搬完。德国人，在欧洲还算勤奋的。而在中国，不要说农民工兄弟，让我自己干，估计半小时也够了，而且根本用不着机械。这时候我知道欧洲问题大了。

欧洲的劣势正是我们的优势，但回到国内，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劣势。

因此，《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表示担心。此时的中国，依然是效率略高于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几年，公平的诉求就会超过效率的诉求。这也是第三个三十年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麻烦事儿”还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也在快速增长。互联网进入中国，显现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搅拌能力”。

虽然在互联网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杀”“被封杀”“被辞职”，我依然是互联网的支持者。为什么？互联网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你要习惯与刺耳的声音共处，与糟糕的评论共处，与谎言共处—真理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荒谬同在。

有人说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谣言，务必谨慎，并合理合法。正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细胞，谣言被消灭了，真理也就跟着消失了。

真正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真理的声音。2011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目前的中国是改革和危机抢时间”，我非常认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会上的群体事件，正从过去的不发达地区—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扩散到发达地区—“厦门PX项目事件”、“东莞水污染事件”。过去媒体人强调更多的，是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营、监督法律的运营等，但是现在，媒体也要强调每个公民自我的改变。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阶段性产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个人都该在其中承担责任。

十年中国：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第三个时间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十年”。

我很幸运地经历了从1994年恢复关贸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曾有无数的担心、忧虑，但是当你走过第一个十年，并以此为节点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大多忧虑是没必要的。

比如汽车行业，最近三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十年前谁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思考的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到了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毫无疑问，时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这儿。

我举几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东家长教育孩子经常这样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公务员。”再看现在，公务员热成了什么样？很多腐败现象也正是从这里滋生出来。山西长治环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门”，但一个家长为了帮女儿在这里谋个职位，要掏近十二万元行贿。这钱得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

可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从某些方面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紧密挂靠的部门。“国考”成了“天字第一号”，比高考竞争还激烈。

还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拥有了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我们强调私营、民营、集体、国有等企业一律平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吗？

众多中小私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意给他们贷款。银行贷款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琢磨的：给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背黑锅；给民企贷款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责任。可是在支撑就业方面的贡献，民营企业早已超过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垄断行业可以更大范围地面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都在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还有关于财政收入高度集中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集中财力干大事，支持农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设一些落后的公共事业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不要为地方回补？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天“北京地王”出来，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发明了“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句话。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迁了，为什么？就是要把老地卖个高价，再让一块没有价值的新地，随着市委市政府的迁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干事。不要总认为这里都是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的倒逼。是谁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的？将来中央跟地方的分税要不要进行改革？

无数个改革的需求摆在面前，迫在眉睫。

还有更加敏感的问题：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

也许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十八大”之后我们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共产党的民主模式是什么？我非常愿意相信，有可能是党内竞争。或许未来五到十年，会有这样的试点：某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由三名共产党员同时竞争，走民主程序。中国的民主投票权一定从党员开始，然后再向党外扩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愿意推动国家前行的人成为党员。

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谈到几个“风险”，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懈怠。这话值得玩味，明显是有所指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松弛了，前行的动力不足。

同样是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还有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稳定”和“发展”并列为第一要务、硬指标。围绕这些局面和细节，我们的确要想：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对于发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扛着所谓的理想大旗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比不走还糟糕。

2012年的中国：继续努力，并多些释怀

最后一个历史节点，就是此时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领导都要换了。美国要换了，法国要换了，俄罗斯要换了，中国也要换了。

这一年，对媒体来说挑战很大，大家会下意识地说：“哎哟，换届之年得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把对方当朋友，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适用于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稍微改一改，也适用于人与年代的相处。“你把这一年当成改革年，改革就会推进；你把这一年当成停滞年，改革就会停滞。”

还有一句歌词，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深远：“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年轻时认为，当然是“我们改变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变了岂不很悲剧？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我们改变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龙永图告诉我：“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与梦想谈判，与时代谈判，与身体谈判，要懂得有所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又有谁可以圆满地实现理想呢？进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的终极目标，永远无法达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殚精竭虑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时代的病状依然不会彻底消除。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云集的酒馆，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国这列火车，我们希望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别忘了，一定有人拦在车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侧面瞎推。更可气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坐在车顶上，事不关己。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必须接受的现实。好，我们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时，确保自己是向前推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己的读后感

去发改委谈改革，还呼吁多推动改革，好多人听说后嘲笑我：胆儿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还有近一年才开，“改革”与“中国梦”还不是热词，有机会进发改委，当然要说说。

现在，这两个词已经大热，很欣慰，但也到时候该谈谈别的了。

2015年春节，我给朋友自创短信贺年，最后我对新一年的祈愿，用了三个“开”：开放、开明、开心。

当改革重新热起来，并向深水区挺进的时候，我发现“开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别忘了，中国改革的起步，“改革开放”是不可分割的黄金组合，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开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开放，不仅是开国门建特区的问题，更在于心灵、头脑与思维意识的开放。这些年，中国进步很大，相当多的人自信起来，这是对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为是、封闭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那就错了。

而开明是期待中国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让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担心、顾虑，说言不由衷的话，那时代与个体又如何真正地开心呢？

只有更开放更开明，我们才会更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