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能让您搀着走，还用叫轮椅？”

他能想到搀你下去已经不错了，他不会考虑到你的尊严。

我刚才从外面进大讲堂，入口处只有一个楼梯，我建议将来再增加一个坡道。谁说坐轮椅的人就不可能来到这里演讲或听演讲呢？小小的一个改变，折射出对人的尊重却很伟大。

我是“亚残运会”的形象大使，我一直在倡导某些用词的改变。过去我们说“残废人”，现在叫“残疾人”，不，将来要改成“残障人士”。仅仅改这个称谓还不够，还得把我们由“正常人”变成“健全人”。有时候，“平等”就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言语和行动中。

举这两个有关尊重和尊严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自身的问题要比面对世界的问题复杂得多。刚才讲世界问题，已经让大家出了一脑门子汗，轮到中国问题，八脑门子的汗都流不完。

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看到现场有很多老人，这一代老人面临着很多挑战。可能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资都各不相同，我估计能到场交流的，可能经济状况要算好的，还有很多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一代老人比我们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象我们这一代老了会是什么样。

那天我在节目里看到天津一位老人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为了伺候他，不得不提前退休，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我对他首先不是同情，而是羡慕，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在身边为他养老。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小的一代人，几乎没想过会让孩子养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里打麻将。由打麻将变成斗地主，然后下象棋，最后一个人弄弄十字绣，如果剩下的那个是你的话。

现在，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14%（注：2015年已超过15%），这个比例很可爱，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程度还没有发展到让人担心的地步，起码还有十年的人口红利可吃。但问题是，我们人口基数大，六十岁以上的人迅速超过2亿。

在日本，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25%，也就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了六十五岁。日本男人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排第二，女人平均寿命世界第一，所以在那个国家，六十岁左右的只能算是中年人。

很多人说，日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二十多年在经济领域被美国黑了。其实，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主因在于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能力开始减弱，国内创造能力疲软。日本首席经济学者在一场小范围对话中，首先讲到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而且正好被我们这代人赶上。

这些还仅仅是细节。从宏观上看，中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转向既关注效率、又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无疑问，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达到了极致。但是其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我们开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着很多信息，比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长了悲剧发生的间隔，并未彻底根治。我想不仅富士康，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同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父辈已然不同。“50后”“60后”那批务工人员，初来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难忍也能忍。而且，那时城乡反差较大，城市带给他们的，除了艰辛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觉得天经地义。所以那时的务工人群心理上相对稳定。

到了“80后”“90后”这批年轻的务工者，他的目标不再是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大部分初中毕业，也有相当多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普遍高于父辈。他们也玩手机，听MP3，去网吧打游戏。这样一批人的心理诉求跟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继而心理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的“强拆”，矛头也指向“效率”和“公平”的重新博弈。十年前，没有人议论“强拆”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权法》，还在于那时效率第一。城市要快速发展，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础设施要快速增加，“强拆”司空见惯。

但是现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产生了对峙，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觉醒，使得过去一直存在但长期不被重视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自己：超越物质的期待

最后谈我们自己。

今天的中国人离世界很近，离自己却很远。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我要”！但是要什么，还真不知道。

曾有外国人被问到：“中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红绿灯一点儿用都没有……”听起来像抱怨，其实不是，后面还有句由衷夸赞，“但是从来不出事。”

中国是一个“乱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长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安全，事故发生率好像并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国家高太多。这是中国人的本事。但是让人感慨的是，那些习惯闯红灯的人，越过无数潜在的危险冲到了马路对面，其实也没什么急事。

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开车，经常遇到一些车像“疯狂老鼠”似的，在几个车道间来回钻，一会儿一个急刹车，让周围的车很不安全。开出十几公里了，发现他也没超出多远，还在我旁边。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们就要思考：中国人怎么了？

穷怕了，人太多得抢，先占到手里再说，这是一种苦难的遗传。过去十个人只有三个馒头，必须先把馒头抢到手里，再决定我是饿还是不饿。如今苦难消逝已久，馒头供应充足，但“抢”的基因还在。

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该要什么。

有时我看到身边的人玩命赚钱，可是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这让我很困惑，因为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还有很多的人声名显赫，但其实非常可怜。说得好听点儿是为社会打工，事实上是为周围所有人打工。一个年收入几千万的老板，你认为他还是在为自己工作吗？

前几天还做了一个减肥的节目，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说：我们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别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现在很多拼命减肥的人，都是并不需要减肥的人。苗条作为体型的一种，已经被时尚化了，继而用于减肥的处方药被当成了保健品。接下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四十岁的时候写给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为什么叫捍卫常识呢？因为常识就在这儿，需要你捍卫。我们的栏目叫“新闻1+1”。1+1=2，很简单，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稍有一点儿利益诱惑，就会有人大言不惭地说出“1+1=3”。过去人们在很多情况下违背常识，不说真话，是因为畏惧；现在却是为了利益，满大街泛滥着“伪常识”。

比如健康领域，我的媒体同行会公然给“伪常识”的传播提供方便。台湾来的某人讲“无毒一身轻”，他说中国人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说的红薯。这事儿一听就不靠谱，我找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问他管不管，赶紧让专家出来以正视听，这是常识。他们倒也找了，专家也出来说了话。但我发现在某些时期，常识干不过伪常识。伪常识会包装、会宣传，依然畅通无阻，从湖南传到北京。没隔多久，台湾司法机构把这哥们儿抓回去判了。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因为理性有了一部分，还需要逐步建设。但是为什么要寻找信仰？因为信仰几乎一点儿都没有。

中国的信仰，是千百年来儒释道的杂糅，是唐诗、宋词中传承的审美，是爷爷奶奶讲给你的故事，是别人看待你的眼光里无形的约定俗成。但是这一切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全毁掉了，只留一片空白，接下来改革开放，欲望扑面而来，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底线层层突破，最后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刚一出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人民币里找信仰吗？去权力里找信仰吗？当然不是。我们是为了幸福而出发，为了让人生有价值而出发，为了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指标而出发。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呢？

我这个年岁的人都知道“异化”这个词的含义。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异化了，原本一路奔幸福而去，现在成了奔GDP而去……

但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时代的折返点，有些东西继续向前，有些东西停在原地，或向回转。比如深圳这样一个下雨的周末，一个市民讲堂，没有对面商场里的打折优惠，给不了你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依然来了这么多人，尤其是那些站着聆听的朋友，一定是因为它能满足你另外一些需求。

这些内心深处的超越物质的期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是这座城市的方向。

2010年 深圳市民大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我们好多人都习惯了焦虑。

也是，时代的速度太快了，谁也不敢踩刹车。都想跑，没办法，不竞争好像就不是当下的中国人。这是个体焦虑的缘由。

而整个群体，焦虑也是共性。想想中国此时到处是成绩，可也到处是问题。有时候都庆幸，这么多问题的中国，怎么没太出事儿地走到了这个地步！

焦虑也不会让目标一步到达，得学会把有些事儿交给时间。解决中国的好多问题，真正的帮手只能是时间。

这么一想就从容了。写《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访谈时聊到：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你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我从来没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这样吧。2014年初，在法国巴黎见到咱们刚派过去的大使，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趣事。在外交部时，经常接到老百姓邮过来的钙片，潜台词很明确：中国外交太软，需要补钙。可到了国外，听得最多的却是人家天天觉得我们的外交太强硬，总欺负他国……你看，矛不矛盾？

没错，我们正处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