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中国真正的强大在于，我们能写下“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时常叫嚣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积蓄力量的人。

2000年台湾“大选”，很多人都在对台湾喊打，这个状态一度令我非常担忧。现在中国最需要是时间。按当前的发展速度、稳定局面，还有人民的精气神，再给中国五到十年，我们就能拥有足够的资本去愤怒，去“叫板”。如果真的早早地造成一场战争，结果就不是与台湾论输赢了，而是一场更大战争的开始。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正式停止，谁能为这一后果负责？

这又是一场理智和情感的冲突。

关于台湾问题，我一直认为现在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去解决。曾经有一位专家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台湾回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当整个世界都默认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相当于默认了中国在亚洲的“老大”地位，拥有台湾的中国是一支太过强大的力量。

但是紧接着，这位专家又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民族复兴的程度，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

过去，我们谈及台湾的回归，说的是血浓于水、水乳交融。但仅有情感上的意向是不够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双方以政治智慧破除坚冰，走到谈判桌前实质接触，让彼此的利益裹挟在一起，以经济、文化互通有无的形式来诠释水乳交融。当它们往来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一天，自然实现了回归，也许是另一种回归，这同样需要时间。

对改革代价如何看待，也需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1996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是在上海度过的。那天晚上我们要做直播，去拍黄浦江边的一个迪厅，记得一张门票一百六十八块钱。当时上海的时尚男女们买起票来眼都不眨，把迪厅挤得爆满。迪厅门口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在卖烟，我相信他一晚上卖烟挣的钱，都不够买一张迪厅门票，跟他一聊，果不其然。他跟我暴骂当前种种不公，怀念改革前的“大锅饭”。

我充分理解和同情这位老兄，他的生活处境，他所感受到的落差，足以让他心理上充满愤怒。他怀念过去时代的“公平”，但他不会想到站在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公平”。

总有人愿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不起，也许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偷的。

低层次的公平注定会被打破。

比如我，出身在教师家庭，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全是教师，工资差距不过几块钱，每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区别顶多是你家孩子的裤子补丁打在膝盖上，我家的打在屁股上。所以那时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利益冲突，相处特别融洽。物质上越匮乏，情感上越互助，人与人彼此支撑驰援的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依然会感觉温馨，而相似的场景在今天的物质社会已经消失殆尽，但我并不认为那就应该是美好社会的终极画面。

改革剧变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不能将自己的视角建立在前进的立场上，可能会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过去好，现在不好；过去公平，今天不公平。

是，眼下这个时代是不够公平，但这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只不过要让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扶助和援手，要让他们不得不经历残酷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些温馨，这个社会才稳定。

如果说到改革中的失误，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安全网”编织得太晚，也就是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得太迟，比实际需要落后了十年。如果早一点着手于此，面临的困难会减少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观察一个时代，观察人们的欢喜、埋怨、愤怒，都应该让自己的情感和理智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简单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难免会得出偏激的结论。

走，就有希望

在我今天谈到的三个主题中，最后一个主题可能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我走过很多高校，承蒙弟弟妹妹们给我很多鲜花和掌声，但我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非常清楚，大家的鲜花与掌声不是给我个人的，我是在替很多新闻同行来面对这些赞赏和首肯；也包括一些授予我个人的奖项，比如“十大杰出青年”，我同样认为自己是在替众多同行领奖。

另一方面，这些鲜花和掌声，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你们自己送给自己的。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比如，希望未来能像白岩松一样，走上新闻传媒这条道路，希望和白岩松近似的人生经历在自己身上上演。于是你们为自己的梦想鼓掌。

我鼓励做梦，也相信梦想，但是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它不是直通车，而是区间车，中间可能有很多停顿、曲折，甚至是过山车，会经历一些大的跌宕起伏。

当你们走出校园，面临社会这个巨大的沼泽地，大概会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一脚踩进去，走了几步，发现是沼泽地，不好！转身往回跑。往回跑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是继续读书，缓一缓再离开校园；也可能是调整人生规划，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消极回避。

第二种，在沼泽地里苦苦行进，勉为其难，觉得对岸实在太远了，梦想实在太远了，于是坚持不住，中途被沼泽吞噬。

第三种，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经历写照。一开始也很失望，很艰难，觉得梦想很遥远。既然遥远，就不去想它，只管低下头深一脚浅一脚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着走着，居然走出了一些挣扎的乐趣，走出些自我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再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已在岸边，梦想近在咫尺。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叫作“走，就有希望”，就是这个道理。总远远惦记着梦想，会被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打败；不如暂时忘记梦想，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生活迟早会回馈你一份厚礼。

除了直面琐碎的耐心和恒心，大家还必须拥有一种直面残酷竞争的勇气和智慧。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一辈子只为一个单位服务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每个人一生中都要下好几次岗，你们这代人更是如此。但是下岗不是坏事，每一次下岗都是一次转折，一次重新出发。

今天上午一个同学来找我，对我说，他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没考上清华的研究生，简直不想活了。

我当时就反问他：你以为这就叫挫折吗？

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关的大悲大落，学业、事业乃至情感历程中遭遇的一些不如意，不过是一段经历而已。但是，由于你很少遇到真正的挫折，就会把种种“局部经历”放大为“人生磨难”，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如果你连这些小小的困境都走不出去，化解不了，未来步入社会以后，心态只会更加不平衡，道路只会更加不平坦。有句话很逗，说的是“越把事儿当事儿，它就越是个事儿”，其实凡事可大可小，全然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

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强大更开阔呢？

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心找朋友。对我而言，其中一个朋友就是音乐，音乐是我的心理医生。我也这样告诉我儿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对你背转身去，音乐依然在你身边。你会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不顺，但别担心，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有人为你写下了足以慰藉心灵的旋律，等你去发现，去聆听。

另一个朋友是体育。我从来不认为运动最大的意义仅仅在于保持身体健康，它是一项能够激发你的潜能、活力，鼓励你自己和自己较劲，在较劲中不断成长、翻新的行为。而且很多体育项目，更像群体游戏，一帮人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和同伴在一起，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单纯地沉浸在奔跑和竞技中，难道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心理治疗吗？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算是和大家相互提醒。有人用四个词—聪明、愚蠢、勤奋、懒惰—来概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最优秀的人聪明而勤奋；二等人聪明但懒惰；三等人愚蠢又懒惰；最糟糕的是四等人，愚蠢却勤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愚蠢又懒惰的人，顶多是不给社会做贡献，也不会造成什么破坏，但是一个愚蠢的人，却偏要勤奋起来，那就太可怕了。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将来都成为最优秀的人。也别忘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白岩松正扮演着愚蠢而勤奋的角色的时候，请千万告诉我。

2000年 中山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近几年的，但您刚看过的这篇是2000年的，距今最为遥远。在当下的中国，十五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面目全非。我特别要留下这篇文章，看一下十五年前的自己，看一下十五年前。

那时候谈到的“反腐”，如今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也果真是按着“不敢、不能、不想”的思路发展。可还是得承认，“不敢”的力度大了，离“不能”“不想”还有距离。

那时候谈中国“韬光养晦”，可现在你的体量太大，光低头当鸵鸟也不太可能，怎样承担更多责任且依然低调着，也是个考题。

那时，我真乐观，字里行间都感受得到。现在，依然乐观，不过打点儿折扣，也谨慎多了。面对未来，不乐观又能怎样呢？然而我更明白，可不能瞎乐观，因为容易忘了去推动去改变。所以，不太乐观容易有紧迫感，也是一种推动力。我给“东西联大”写的一句座右铭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急”，因为中国太大了，要有点儿历史眼光。可我得承认，现在与那时相比，“有点儿急”。因为十五年过去，很多改变进步大家看得到，可有些东西改变得有点儿慢，有的甚至还会倒退。你说，能不急吗？

十五年后，我们是急还是不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