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是火箭发射架的冬天。

新的火箭发射台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冒出来，不只在卡纳维拉尔角，甚至还遍布在荒漠连绵的美国西南部、法国东南部、赤道非洲、中国的酒泉和新疆以及俄罗斯的白寇努尔和斯渥德博格。那些发射架是为了发射火星改造种子所设置的。另外还有一些更大型的发射架，所谓的“大烟囱”，可以发射更大型的火箭动力宇宙飞船。如果火星的天然环境改造成功，就可以用这些宇宙飞船运载人类志愿军到勉强可以住人的火星去拓荒。那年冬天，发射架不断繁殖，在水泥平台上扎根，用联邦政府国库的财力灌溉，朝气蓬勃，繁荣茂盛，蔚为一片钢铁森林。

那些发射架是为第一波种子火箭量身打造的，但火箭反而比不上发射架那么壮观。这些火箭是以老式的太阳神和三角洲火箭为蓝本，透过装配线作业大量生产，性能结构刚刚好符合任务的需求，没有丝毫多余的复杂设计。那一年，冬去春来，季节交替这段期间，数量惊人的火箭盘踞在发射台上，一艘艘的宇宙飞船仿佛棉白杨的豆荚一样，准备载运冬眠的生命到那遥远的不毛之地。

可以这么说，那是整个太阳系的春天，就算不是春天，至少也是拖得很长的秋老虎。太阳的氮核心大量损耗，太阳系里可以住人的区域正逐渐向外扩张，开始涵盖到火星，而最后也会扩展到木星最大的卫星加尼米德。通称“木卫三”的加尼米德似乎有地底海洋，是后期地球化改造工程另一个有潜力的目标。火星上，经历过百万年的温暖夏天，极大量的冷冻二氧化碳和冰已经开始升华为大气。时间回旋刚出现的时候，火星地表的大气压力大约只有八毫巴，差不多像圣母峰上方四点五米的高空一样稀薄。如今，就算没有人类的介入，火星的气候也大有进展，已经和地球极地山峰的气候差不多，弥漫着气态的二氧化碳。以火星人的标准来看，已经算温和了。

我们打算让火星气候的发展更进一步。我们打算把氧气掺进火星的空气中，绿化火星的低地，创造池塘。目前，那些地方的地底冰层已经开始在定期溶化，喷出蒸汽泉或是有毒的泥浆。

在那个充满发射架的冬天里，尽管危机四伏，我们依然满怀乐观。

3月3日那一天，计划中的第一波种子火箭发射已经迫在眉睫。那一天，卡萝·罗顿从家里打电话告诉我，我妈妈中风了，情况很严重，可能没救了。

我联络了当地一个医生，请他到园区的诊所帮我代班。等一切安排妥当，我立刻开车到奥兰多，订了隔天早上第一班飞机飞到华盛顿。

卡萝到里根国际机场接我。她显然没喝酒，人很清醒。住在罗顿家庭院的小房子那些年，这个女人总是表现出一副令人迷惑的冷漠，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温情。此刻，她却张开双臂来抱我，我也回抱了她。然后，她退后半步，微微颤抖的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泰勒，我很难过。”

“她还好吗？”

“目前恐怕只剩一口气了。车子在等我们，我们车上再谈。”

我跟着她走出机场，坐上车子。那辆黑色的豪华大礼车贴着联邦政府的标志，想必是爱德华本人派来的。司机不太讲话，默默将我的行李放进后车厢。我向他道谢，他用手轻轻举了一下帽檐答了个礼，然后就小心翼翼地坐到驾驶座上，和后面豪华的乘客厢隔开了。不等我们交代，他就自己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方向开去。

卡萝的模样比我记忆中更消瘦，坐在大轿车的皮椅上，看起来像小鸟一样楚楚可怜。她从小皮包里拿出一条棉手帕，轻轻擦着眼睛，说：“我不知怎么就是想哭，昨天我的隐形眼镜不见了，大概是哭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你大概想不到我会这样。人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就像我，只要有你妈在我们家，家里就不会乱七八糟，而且，只要知道她人在旁边，就在草坪对面，我就安心了。那就是我的福气。我一向睡得不太好，你大概也知道。有几次我半夜醒过来，感觉整个世界忽然变得很脆弱，整个人就要掉下去，就这样从粉碎的地板陷下去，永无止境地往下掉。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到她在小房子那边，睡得很安稳。那仿佛在法庭上提出了证据。呈庭证供甲，贝琳达·杜普雷，证明心灵平静的可能性。泰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她就像整个罗顿家的支柱。”

我大概想象得到。其实我们就像一整个大家族，尽管小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两栋房子之间的差异：我家的房子简陋而安详，而大房子里玩具比较昂贵，吵起架来比较惊天动地。

我问她，爱德华有没有去过医院。

“爱德华？没有，他太忙了。为了送宇宙飞船上火星，他似乎忙到没有时间回家吃晚饭，只能在城里吃。我知道小杰也是为了这件事留在佛罗里达，不过我想，如果整个计划有所谓实务面的话，他处理的应该是比较实务的问题，而爱德华就比较像是舞台上的魔术师，从好几顶不同的帽子里把钱变出来。不管怎么样，葬礼的时候爱德华一定会来。”我脸上抽搐了一下，她不好意思地看看我，“我是说万一的时候。不过，大夫说……”

“她不会康复了。”

“是的，她只剩一口气了。泰勒，你还记得吗？我自己也是一个医生。我也帮人看过病。很久以前的某一段日子，我还能够帮人看病。没想到，现在你也是医生了，自己也在帮人看病。唉，世事难料。”

我欣赏她的坦白。也许那是因为她难得这么清醒。此刻，她似乎回到了这个明亮的世界，一个她逃避了二十年的世界，可惜这个世界还是跟她记忆中一样令人难受。

我们终于抵达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卡萝已经跟维生系统楼层的护士打过招呼，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我们就直接走到我妈的病房。卡萝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我问她：“你要进来吗？”

“我……不了，我还是不要进去的好。我已经跟她道别过好几次了，不想待在这种到处都是消毒药水味道的地方。我到停车场去，跟那几个推轮床的人一起抽根烟。待会儿我们在那边碰面好不好？”

我说：“好。”

我妈还是昏迷不醒，身上插满了生命维持系统的管线，有一部嗡嗡作响的机器在调节她的呼吸。她的胸腔有规律地起伏着，头发比我记忆中更苍白了一点。我摸摸她的脸颊，她没有反应。

出于医生的本能，我不自觉地撑开她的眼皮，大概是想看看她的瞳孔有没有扩张。只是，中风之后，她的眼睛红得像小西红柿，整个眼球充满了血。

我和卡萝坐车离开了医院。她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我婉谢了，说我会自己弄点东西吃。她说：“我知道你妈的厨房里应该会有东西可以吃。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你到我们大房子来住。虽然你妈不在了，家里有点乱，不过，我还是可以清一间客房让你凑合着住。”

我跟她道了谢，不过我还是比较想住在自己家里。

“你考虑一下吧，如果想过来住就跟我说一声。”她的视线沿着碎石路车道越过草坪，看向那间小房子，仿佛多年来终于第一次看清楚了，“你还有钥匙吗？”

我说：“我还有。”

“那好吧，你就先回去好了。要是你妈那边有什么状况，我们两边的电话号码医院都有。”然后，卡萝又抱了我一下，然后就毅然决然地走上阶梯。虽然她的样子并没有很急迫，不过我还是看得出来，她的酒瘾已经憋得够久了。

我走进我妈的房子。我心里想，这里比较像她的家，而不是我家，尽管我留在这里的痕迹并没有磨灭。我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把我的房间扫荡一空，带走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不过，我妈还是让床铺保持原状，拿一些盆栽把空掉的地方补了起来(例如松木架和窗台)。她不在了，那些花草很快就枯萎了。我浇了一些水。房子里其他的地方还是一样整齐。有一次，黛安形容我妈整理家务的风格是“线条式的”，我猜她的意思是有秩序但不偏执。我在屋子里四处逛着，看看客厅，看看厨房，瞄了一眼我妈房间里面。虽然眼前的一景一物已经不完全是往日的面貌，但所有事物都有其归宿。

天黑了，我把窗帘拉上，打开了每一个房间的灯。从前，我妈从来都不认为屋子里需要把灯点得这么亮。我点亮灯火，是为了向死神宣战。不知道卡萝有没有注意到，隔着冬天枯黄的草地，小房子这边灯火通明。不知道这会让她感到安心还是紧张。

爱德华大概在晚上9点的时候回到家。他来敲我家的门，表示哀悼，真是够殷勤的。在门廊的灯光下，他看起来有点不自在，那套手工缝制的西装有点凌乱。晚上天很冷，他呼吸的时候喷出阵阵雾气。他的手不自觉地摸摸口袋、胸口和臀部，不知是忘了什么东西还是只是因为不知道手要摆哪里。他说：“泰勒，我很难过。”

他的哀悼好像太早了点，感觉好像是我妈已经死了，而不是快死了。他已经认定我妈死了。我心里想，我妈还有一口气，至少还在吸氧。她还在远处的乔治·华盛顿医院，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房里。

“谢谢你，罗顿先生。”

“老天，泰勒，叫我爱德华就可以了，大家都这样叫。杰森告诉我，你在佛罗里达的基金会里做得很不错。”

“我的病人好像没有抱怨过什么。”

“太好了。不分大小，贡献就是贡献。对了，是卡萝叫你回来住这里的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一间客房，要不要过来我家住？”

“我住这里就很好了。”

“好吧，我明白。不过，如果你需要什么，随时过来跟我们说一声，知道吗？”

他慢慢走过那片枯黄的草坪。无论在媒体上或是在罗顿家族里，杰森早已是人尽皆知的天才。不过，我心里明白，爱德华自己也够资格冠上天才的头衔。他将自己的工程学位和商业头脑发挥得淋漓尽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当年，奇异美洲电信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时间回旋束手无策，像受到惊吓的小鹿一样眨着无辜的眼睛。而那个时候，爱德华已经开始卖起浮空器搭载的电信带宽。他欠缺的不是杰森的聪明才智，而是杰森的智慧，还有杰森对真实宇宙那份深沉的好奇。也许，他还少了几分杰森的人性。

爱德华走了以后，这里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觉这里好像是我的家，又好像不是。坐在沙发上，我发现客厅的模样几乎没什么改变，心中的惊讶使我愣了好一会儿。早晚有一天，我必须把房子里面的东西丢掉。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一天。比起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栽培生命，清理房子似乎更困难、更没头绪。不过，我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我在考虑该怎么清理，也可能是因为我发现有个东西不见了。电视旁边有一个摆饰品的架子，最上层有个地方变空了。

住在屋子里那么多年，在我印象中，那座高高的架子上摆设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顶多只是多了一些灰尘。最上面那一层摆的是我妈一辈子的纪念品。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说得出上面东西摆设的顺序，想象得到那个画面：她中学的校刊年鉴(缅因州宾翰郡麦特尔中学，1975、1976、1977、1978)，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2年的毕业纪念册，一个玉制的佛陀挡书夹，一张直立式塑料框装裱的毕业证书，一个伸缩型档案套，里面放着她的出生证明、护照和税单。再过去是另一个绿色的佛陀挡书夹，撑着三个破破烂烂的新百伦牌球鞋包装盒。盒子上面分别写着“纪念品(学校)”“纪念品(马库斯)”和“杂物”。

但是今天晚上，第二个佛陀挡书夹歪向一边，而写着“纪念品(学校)”的那个盒子不见了。我猜应该是她自己拿下来的，但很奇怪的是，屋子里别的地方都没看到那个盒子。那三个盒子当中，只有那个“杂物”的盒子她经常会当着我的面打开。里面放着一些音乐会的节目表、发黄变脆的旧剪报(里面有她父母亲的讣告)、一只翻领别针纪念品。别针上的图案形状是“蓝鼻子号双桅八帆渔船”，那是当年她到新斯科夏省去度蜜月的时候买的。还有一些她在去过的餐厅和饭店收集来的折页火柴、衣服饰品、一张洗礼的证书，甚至还有一束我的胎毛，用一小片蜡纸包着，上面夹着一支别针。

我把那个上面写着“纪念品(马库斯)”的盒子拿了下来。我对我爸爸一向不会感到特别好奇，而我妈也很少谈到他(他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帅的男人、工程师、爵士音乐收藏家、爱德华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也是个酒鬼，以及一个喜欢开快车的牺牲者。有次他到加州米尔皮塔斯市去拜访电子供货商，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盒子里面是一沓信，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地址和姓名的笔迹简洁利落，应该就是我爸爸写的。这些信的收件人是贝琳达·苏顿，我妈出嫁前的姓名。信封上的地址是加州伯克利，但我不认得街道和门牌号。

我拿出一个信封，打开，抽出里面那张发黄的信纸，然后摊开。

那张信纸上没有网格线，但上面的字迹从头到尾排列得很工整，间隔不大。内容写着：亲爱的贝，我以为昨晚在电话里，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可是，我还是不停地想着你。写这封信，仿佛可以让你离我更近，然而我还是看不到你，不能像去年8月一样，有你在我身边。每一个无法躺在你身边的夜晚，我就在脑海中反复播放往日记忆。

后面还有，但我没有再看下去。我折好信，塞回黄色信封里，盖上盒子，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敲门。我想大概是卡萝或是大房子那边派过来的文书助理。我跑去打开门。

没想到不是卡萝，而是黛安。黛安穿着一条暗蓝色的拖地长裙，一件高领上衣。她双手紧握在胸前，抬起头看我，眼中闪烁着光芒。她说：“我好难过，一听到消息我立刻就赶来了。”

可惜太晚了。十分钟前医院打电话来。贝琳达·杜普雷一直没有恢复意识，终告不治。

告别仪式上，爱德华的致辞很简短，他有点心神不宁，致辞内容乏善可陈。我上去说话，黛安也上去说话。卡萝本来也想说几句话，但最后因为哭得太难过，也可能是酒醉还没醒，没办法上台。

黛安的致辞最感人。她的声调抑扬顿挫，真挚感人，娓娓细述我妈的亲切，仿佛那是一份礼物，从草坪对面一个更丰饶、更祥和的国度传送过来。我很感激她说了这些话。相形之下，告别式上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很死板、僵硬。人群中冒出一些半生不熟的脸孔，上台说了一些冗长、乏味的话，内容半真半假。我向他们一一微笑致谢，重复同样的动作，好不容易时间到了，大家才开始往墓园走去。

那天晚上，大房子里办了一场聚会，一场葬礼后的招待会。会场上，爱德华生意上的伙伴们轮流来向我致哀。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不过其中有几个人认识我爸爸。那几个在大房子里帮佣的人也来向我致哀，他们的哀悼就显得比较真情流露，难掩悲痛。

宴会服务员在人群中穿梭，端着银色的托盘，上面放着酒杯。我喝了很多酒，喝得有点过头了。又有一群人要过来向我致哀，这个时候，黛安从人群中一路挤过来，把我拖走。她说：“你需要透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