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纷纷给他让座、敬茶、敬烟，请他脱大衣，请他一块儿吃饺子，向他询问杨文林的情况。老师这会儿倒插不上嘴了，默默坐在一旁，期待着他的回答。

那是个慢性子的人。他不慌不忙地说：“你们问这么多，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对杨文林，我什么也不了解。我不认识他，根本就没见过他，只知道他是野外三队的副队长，而我是五队的。这箱子，已转了好几双手了。每个转手的人都嘱咐一次——务必在初二晚上送到。结果这使命最后落在我身上，我都不知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刚下火车，东西寄存在车站，还没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送这箱子。现在我得走了……”

那人说着站起来，戴上帽子就往外走。茶也没喝一口，烟也没吸一支，大家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也不好挽留……那人走后，老师和我们不由得都望着箱子。“这个杨文林！”老师喃喃道：“他给我的信中保证了会回哈尔滨的嘛！谁打开它呀？”于是我们七手八脚打开了箱子。箱子里是些拳头般大的矿石，还有一封信。我抢先将那封信拿在手，望望老师，迫不及待地抽出信纸就读：

老师，们：

你们好！我不能回哈尔滨了。当你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员们，仍在我当年下乡之地的一座山脚下。外面正刮着暴风雪，队员们都睡了，我打着手电写这封短信。十几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我背后这一座大山。当年我们在这儿发现了蕴藏极其丰富的铜矿。附近的几座山中，可能还有金矿、银矿和铬矿。

请老师和们原谅我不能实现相聚之约。我们地质工作者，好比天地一沙鸥。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后天会在哪儿，自己都说不定。开句玩笑，连雌雁都不乐意与我们为伴……

这几块铜矿石，托人捎去，给老师和们留作纪念吧！我也没什么别的更好的东西相赠。倘老师和们喜欢，开出金矿和银矿，我保证再送你们一人一块含金的和含银的矿石。

在我们地质工作者看来，矿石是像花一样千姿百态，也是像花一样很美的……

杨文林

我读完信，大家都陷入深思。

有一位自言自语：“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口吃不口吃了？”问得认真，没谁笑。

又一位说：“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介绍了一种自我矫正口吃的方法。我一定得把这本杂志找到寄给他！”

我立刻表示支持：“对对。我想，他现在肯定还口吃……”

老师将信从我手中讨过去，看了一会儿，问大家：“你们可知道，咱们班的女中，还有哪一个没成家？”大家面面相觑，却无人回答什么。老师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也知道，她们都成家了。都三十六七岁的人了嘛！天地一沙鸥……好像出自哪首唐诗……”老师就想。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吃罢饺子，我们各自向老师聊起十多年中的坎坷奋进，忧喜哀乐，一时都把杨文林忘了。互相握手分别时，老师提醒大家一人带走一块矿石，大家才又想起杨文林。

老师说：“明年，还是春节，还是初二，还在我家相聚，你们看好不好？”大家都说好，都说，一定要把杨文林约回哈尔滨。就算他是杨五郎，不管他到时又在哪座山“修行”，也得把他请下山……我刚欲开口把这“任务”揽下，老师说：“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写信！我的面子，到底要比你们的面子大嘛！”

一九八六年春节的初二，晚上，我和上次在老师家见过面的几位，又一个个高高兴兴地来到老师家聚会。电视里正播放着春节联欢节目。

一位女怀里搂着她八岁的虎头虎脑的儿子，指着电视说：“哎哎，你们看，这歌星像不像杨文林？”

大家的目光被吸引过去。有说像极了的，有说半儿点不像的。

一位刚被提拔为什么公司副经理的踌躇志满的男说：“中学一场，咱们还真没听杨文林唱过歌是不是？只听他吹过口哨是不是？这小子一会儿来了，咱们一定得逼他给咱们唱支歌！”

那个搂着儿子的女反对道：“一边歇着去吧你！明明知道人家有口吃的毛病，逼着人家唱歌不是成心出人家的洋相吗！”

当副经理的男说：“口吃的人，唱起歌来就不口吃了！如果唱歌也口吃，那倒更有味儿啦！自成一派！参加什么演出，也许一炮而红，被誉为口吃歌星！保不定还有许多歌星跟着赶时髦呐！”

第三个开口道：“有一本杂志，介绍过一种矫正口吃的有效方法，就是多唱歌。急了，口吃起来的时候，就唱着说……”我问他：“去年聚会，你不是说，一定要找到那本杂志，寄给‘杨三儿’吗？寄了没有？”“杨三儿”是杨文林的小名，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他妈总那么叫他。上中学时，我们也就总爱那么叫他。那位挠挠头：“忘了，我这人的记性，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比这更重要的事儿，记个一时半刻，也忘……”又一位看看表，嘟哝：“这小子，也该来了呀！”于是大家都将目光转向老师。

老师始终坐在一旁拌饺子馅。见大家望着她，迟疑了一下，说：“杨文林来不了啦。”

“嘿，这小子他妈的真是！连咱们老师的面子也不给！还挺酸的自比什么天地一沙鸥。不过像一只‘穿山甲’，硬充云水高僧……”上次相聚最巴望见到他的一位，忍不住口出讥言了。

“不许这么说他。”老师的话很轻，却相当严厉。那一种目光，也相当严厉。严厉中包含着极大的悲悯。仿佛是一位母亲，袒护一个命运乖舛的儿子。一时间大家都有些怔。“不管你们忘了他也罢，想念他也罢，你们再也见不着他了……”老师说，机械地拌着饺馅，气氛便异样了。“秋天……山洪……他跳入水中寻找装着地矿资料的文件包……三天后人们才发现他被山石撞得让人不忍看。折了胳膊的一只手，还紧紧抓着文件包。掰断手指，才……”

谁也没哭。

老师说时，也没哭。

淡淡的一种哀伤而已。

外面的鞭炮响彻城市。

电视里联欢晚会又推向了一个高潮。相声使电视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们似乎都企图表现得更悲哀一些，然而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淡淡的，正是它的真实。哀伤并不因谁希望它有多大，就能在人的心灵里生发成多么大的笼罩。

我那时才注意到，老师的书架内，放着杨文林去年托人捎给我们的一块铜矿石。青黑的石体泛着暗褐的色泽，仿佛是某种沉淀的结果，也仿佛是某种渗出的结果。蓦地我觉得，那像是一层血。

我竟不敢再多看它几眼。

记不清楚我们是怎样吃了一顿饺子的。

记不清楚吃罢饺子我们又聊了些什么。

记不清楚我们向老师告别时，是否有谁提议下次再相聚，以及相聚在何时？只记得离开老师家后，有一位说，初三应当到杨文林家去看看他的老母亲。那一位我们上中学时都很熟悉也很熟悉我们的母亲。

当然大家都同意了。

初三上午我们也都约在了一起。

走到杨文林家门前，见停着一辆越野车，车上漆着“地质三队”几个字。

望着那一幢我们并不陌生的低矮的破败的小房屋倾斜的门，我们不由得都驻足不前了。

有一位讷讷地说：“我看算了吧，咱们都别去了，他家里这会儿肯定人不少，他家屋子又小……”

其实那一辆越野车使我们感到，杨文林他在另外一些人心中，是比在我们心中更占位置的。对于他的老母亲，他们才真正能给予一些慰藉。他们也是虔诚地为此而来的。我们，却可以说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感情，那一份淡得不能再淡的感情。我们不见得会使那老太太获得慰藉，也许恰恰相反……于是我们都默默转过了身。

我一回北京，就在家里到处寻找我那一块铜矿石。妻子说：“我从来没见着过呀！”儿子也说：“不是我玩丢的。我不玩石头。”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地回忆。回忆的结果，是我根本就没把它带回。它被我丢弃在哪儿了呢？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去信给另外的几位，想把他们谁的矿石要到。他们回信都说：不知搞到哪儿去了，若仍留有着，是绝对舍得转送给我的。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

之后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是“杨三儿”的弟弟寄给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为我的中学而记。”

满本记的都是一些“穿山甲”般的男人们执着于某一信念的野外生活片段，还有“杨三儿”对我的建议：“以上可供你写一个短篇吗？”“这些原始素材我觉得可以写成电影剧本，你觉得呢？”“此事写报告文学吧！”等等。

我读它时泪潸潸而下。

我想，今后再有哪位向我询问“杨三儿”，我是可以告诉他些什么了：两次失败的爱情、几番鲜为人知的地质发现、乐天的光棍汉、与男人们为伴的男人……

我想，我要好好保存它。我已经失弃了一块铜矿石，这个，我再也不该弄丢了……但是，我暗自发誓永远也不使用它，或者说是利用它。我怕它一旦被利用完，也就不值得保存了。世上没有利用不完的东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