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时，那份重新调查制作的“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已经登录完竣，正准备呈报总司令黄镇球上将。不料有那么一天，王超凡赫然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遗失整整三年之久的第一份清册。
这一下麻烦来了：他究竟该呈报哪一份？设若以失而复得的一份为可信，则谁能担保在过往三年之间，此册未经人增删变造？设若以重制的一份为可信，则万一那遗失的一份之中隐伏着什么重大而真确的匪谍情报，岂不怙恶诬良，反而蹈陷机栝？
如此再三寻绎，似乎只有一途、且绝不可假手于他者：他得亲自比对这两份清册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进一步判断，孰为可信、孰为可疑？
显然，新册比老册多出不少名单以及据之而衍生的调查报告—其原因可想而知的：那些怀忧存疑、戒慎恐惧的谍报人员直接从王超凡处接获“重新彻查”的密令，岂敢不戮力效命、务期“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疏漏一人”而后已？是以在这一方面，王超凡也将就着“宁可信其有”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以旧册产生的方式言之，由于涵盖区域是港澳，原非省属保安司令部辖区，为免引起“国际”纠纷，是以当时办理“总登记”时，自不可大张旗鼓而为之，乃以极其隐秘的手段实施—尤其是那些主动前往“表白”乃至“检举”的人士，多是借着参加当地侨界慈善晚会活动的机会与政府情报人员接触，再以一对一方式密约恳谈，从而完成了清查。其中便有这么一个蹊跷之处—一个在旧册中遭人检举为“附匪分子”的人士却在新册中摇身一变而成为检举人，他的名字叫“周鸿庆”。
这里头大有文章。试想：清册虽然有新旧两份，可是“总登记”之实施却只有一次，且只在一九五五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之间、短短的六十一天而已。倘若在此期间，“周鸿庆”的确经人检举为“附匪分子”，他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次“总登记”中检举他人呢？
再看检举内容：旧册中检举“周鸿庆”者为施品才和康用才，此二人原为老漕帮光棍，一向在总舵主万砚方身边任事。直至迁台前夕，曾由万砚方亲荐入保密局服勤，为“国防部”资深的情报工作人员。这两人提供的检举事证非常详细；包括了“周鸿庆”如何因经营酒店之便结识连贯、又如何因连贯之故而迷上了照相术以及如何斥资搜购德国制造的精密照相仪器—除了个人庋藏把玩之外，更复转手提供连贯所主持的“匪伪”办事处特工使用。这些情事，都有照片、发票、仪器水单、前线跟监人员逐日笔录乃至“周鸿庆”多次往来香港、上海、广州之间的机票存根为附件以资证明。换言之，“周鸿庆”非但与“匪”过从甚密，甚至还有资“匪”助“匪”的嫌疑。检举人更在备注栏中建议：“宜从速制裁。”
然而与此相较，新册所载者却有极大的出入。“周鸿庆”由“附匪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我方潜伏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其与连贯系统人马往来的一切内容都成为另一项重大任务之必要准备。身为检举人，“周鸿庆”的确也善尽其职，揭发了一宗自香港利用空运邮包贩毒来台的案子。此案的被检举人叫林木发，台北市人，从事电影胶卷和放映器材的进口生意。由于时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成为酒店常客，某日于酒后无意间透露其勾串港台两地邮政及海关人员、以寄运邮包为掩护、将毒品输入台湾的买卖，并力邀检举人入伙，俾能助其“开发货源”。
王超凡读到此处，立刻向省警务处电询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八月间查缉走私毒品的案底，几个小时以后，回复电话来报：就在该年六月十六日，省警务处破获了这一宗“林木发案”。详情果如新册中“周鸿庆”所描述的一般：香港毒贩在航空邮袋中夹入毒品，配合定期班机，依照联络所定日期，寄抵台湾。于运输车将邮件送到邮局途中，预先被收买的邮务人员便先将毒品取出，以逃过安检。据省警务处方面表示，林木发用这套弄鬼搬神、瞒天过海的手法贩毒已有四年之久，共输入五千多两的高纯度海洛因。经鉴识人员比对，毒物应该来自中国大陆的云南地区。至于林木发本人则已获判无期徒刑，但是发监执行未及两日，便暴毙了，死因不明。法医研判与此人自己的毒瘾有关。
林木发本人死因如何，于王超凡而言并不重要，他所关心且棘手的问题则是他益发无法定夺：这新旧二册该以孰为可依可据之资？无可奈何之下，王超凡只好硬着头皮私下求见总司令黄镇球，把前因后果尽以口头报告了，并且敦请裁示。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根本不是搞特务的料，除了抓拿几个异议分子、查禁几首靡靡之音、收烧几本危言耸听的书刊杂志之外，还真弄不清情治单位各路人马的底细。此外，一次“总登记”捅出两本清册，这又涉及手下一级主管的重大疏失和延误，一旦作了裁示，说不定会破坏了其他单位在港澳甚至敌后的工作布建；倘若不作裁示而呈报上级处置，则刚成立未几的警备总司令部使出了这样一个纰漏，情何以堪？思之再四，黄镇球把两份清册都压下来了，并且亲口嘱咐王超凡：“这‘自首办法’也好、‘检举办法’也好，都是老案子了—一次清查得不彻底，就原案再做一次；两次做不干净，就来个第三次。你给另外想个名目，换几个执行的人，再查一回。”
这一席话便为“总登记”弄巧成拙的纰漏解了套，也为几年之后的“反共自觉运动”定了调—这是一桩可以往复翻折、层出不穷的勾当，每隔一段时间便发动一回。黄镇球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透露着因无能而无为的阴柔色彩：“昨日之敌或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或为明日之敌；咱们后天再看亦复不迟。”
从这一连串治丝益棼的“自首”、“检举”、“总登记”到“反共自觉”，真正隐身其后的人物始终未曾现形—是谁取去了“总登记”旧册？又是谁将之完璧归赵的呢？他的居心用意又是如何呢？
先揭谜底：这人正是李绶武。
次说缘由：依照魏三爷的叙述，李绶武潜入省保安司令部窃阅那份《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动机—他在追查施品才、康用才二人是否涉及了另一桩“无头公案”。至于那“无头公案”为何？魏三爷无暇细论，是以直到走笔于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
倒是李绶武从那检举清册里窥看出另外一事的眉目，那就是：建议制裁“周鸿庆”的行动何以如此迫切？制裁了“周鸿庆”将对什么人、什么事有什么好处？
如果以老漕帮立场言之，倘若从当年杭州商会会馆莫人杰遇刺一案之后的重重疑云来看，这“周鸿庆”非但不应率尔杀之，反而更应保全，加以深诘细问，当可使故实水落石出。然则，施品才、康用才以“资匪助匪”嫌疑力主锄奸便非基于庵清光棍考虑，而是另有密意了。设若再从“周鸿庆”所犯之事来看，不过是巴结大陆驻港的情报头子，兼之借贩售些并未直接关涉军事机密的器材、从中渔利而已，其罪何以致死？仅此一疑，李绶武便不得不揣测：施、康二人另有所事，更另有所谋。
“如果高阳老弟你是绶武，你会如何设想？”魏三爷一面说、一面抓起掌下二书，浑似摇晃折扇一般扇起风来。我觑眼一打量，竟是两巨册我从未寓目的《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
“若以三爷方才之言观之，‘周鸿庆’一旦遭了‘制裁’，当年杭州商会会馆的一宗血案便再也没有事主人证，假借‘周氏纸厂’名义兑币而落袋的亿万之资也除掉了名义上的金主，得其利者非洪达展而何？”
“这一回，老弟你进了半步、还差半步。”魏三爷继续点着头。此际车过林口—或许因为是周日之故，高速公路十分壅塞，车阵绵延无尽。我既恐迟到赶不上班机，复恐来不及听完三爷条分缕析的奇闻，正有些焦躁的意思，三爷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忙道，“你再想想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内容，就明白过来了。”
“是陶带文那一本么？”
“是李绶武的那一本。”
魏三爷又“呼呼”诡笑了两声，我立刻憬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陶带文”应该就是从“南昌行营”时代即已缘借贺衷寒的关系而成为政府核心策士之一的李绶武。毋怪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之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和十分细腻的笔墨勾稽出政府自成立以来、迄于迁台前后的数十年间与各种帮会之间结络缠绾的。然因我素不喜言地方械斗团体间的小恩小怨、细是细非，只不过在《清帮》一书中颇采了几则陶带文信而有征的考辨佐证，据而立说—大约这也正是魏三爷所谓“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者。
一旦明白了“陶带文”即是李绶武，再佐以田仲武所曾告我的一段“南昌行营”的奇遇，我当下对《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它恐怕正是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披阅各种密档而重新浇铸编织起来的一部谱牒，不啻如魏三爷所谓“填补官修正史”，恐怕还另行打造了一部近代历史。
在迟徐其行的车阵里，我却如电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爷所说的那“半步”—
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载：洪达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坛，乃是由于他早在民国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投效戴笠一系的特务系统，曾经替魏三爷口称的“老头子”秘发一窖，私贮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从老漕帮孝敬“每月助饷两千万银元”伊始之积累外，还有日后抗战胜利以来陆续自日方接收的庞大资产和物业之所变现者。此事极密，原只戴笠、洪达展和“老头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老头子”迫于形势，不得不签署一《双十协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国民党须同意取消一干迫害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特务机关。在“老头子”而言，这是为维持大局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然的虚与委蛇之计。但是看在戴笠眼里，这分明是假借斡旋寇仇之形势、遂行藏弓烹狗的两面手法。为了保全羽翼甚至扩张爪牙，戴笠只能另求奥援，找上了美国人。
话说抗战后期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杨家山签约成立。世人皆知，这是一个结合中美武装特务工作的机构，主任即是戴笠，副主任则是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中校。戴笠伺候梅乐斯是极周到的，另据《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声色门”可证：经由哥老会方面媒介，戴笠曾为梅乐斯置一外室—此姝姓李名丽，号称“舞国皇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尝渲而染之，以为李丽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亦从不就此而辩解片言，揆诸老特务之行径居心可知：其实戴笠正欲借这样的谣言为障眼法，目的当然是巧为掩饰，以笼络梅乐斯了。
“舞后”牌不意发挥了作用。正当戴笠自伤秋扇、坐困愁城之际，梅乐斯给出了个主意，算是答报了戴笠好一番赠妾的美意—由梅乐斯本人居间撮合，向美国海军方面接洽、活动，以一部分堪用的舰队支援国府，大壮“老头子”声势，俾能在战后迅速号召军心士气，完成统一中兴的事功。当然，戴笠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由美方提议：让戴笠掌握海军。
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
“……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中的一枚棋子，如此一来，其他系统的人马反而不便任意接触了。不过，我倒认为李绶武反将一军、把清册又还回去的这一招更高。试想：警备总司令部一口气接管了好几个保安、情治单位，事权集中、协调便洽，只消稍一比对，不就看得出来，这个叫‘周鸿庆’的身份诡谲，说不定还是个双面谍。查到这一步上，洪达展污水衣，岂不越洗越浑？”
“无奈黄镇球畏葸偾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反共自觉运动’。新瓶旧酒不说，一拖三年多才启动，反而给洪达展充分的时间另行布画—他当真把那个倒霉鬼给送到‘敌后’去了。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你不会不记得了罢？”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是水泥公司奖助出版的一部硕士论文，印数不多，我亦偶然问于旧书肆得之，对于作者陈秀美（观其名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以一年轻硕士生的资历，居然能辑散搜轶、整理出卷帙如此庞大的千页巨作，其实是由衷地佩服。该书分类细密、考订翔实，为近二百年来中国南方庶民社会与天地会系统有关的生计活动作了十分完整的记录。但是它如何与“周鸿庆”给洪达展遣赴大陆有关，却诚非我所能解。正待向魏三爷请教，他却将手中二书递了过来，朝窗外逐渐疏解的车阵瞄了一眼，道：“一时忘了却也不妨。那本书是吾友钱静农之积学。静农为学不藏私，毕生所治都传授了这名弟子。老弟日后得闲再将此书检出，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的题记便了。至于这两本，你也顺便拿去，旅次无聊之时翻看几眼，也是好的。只今日所余辰光不多，许多头绪一时也交代不及。你老弟心怀忐忑，魏三也不是不能体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怎么找上你给捎带一本《肉笔浮世绘》的？不是吗？”
我执书在手，心却往下一沉—听他语气，此行竟有打鸭子上架的况味了。
“老弟无须忐忑，这本《肉笔浮世绘》在你一个老朋友手上，旁人他信不过，只有你老弟出马可保万无一失。”魏三爷说时又从袖筒里甩出一方名片来，上头印着几行小字，应该是头衔、地址、电话号码之属，可其中三个大字却令我十分眼熟—驹正春。
驹正春是纯正的日本人，曾任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有一年我在高雄演讲《红楼梦》，他来听讲，又托人介绍相识。由于他说一口极流利的“京片子”，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留学生，念的虽然是经济，却听过我姑丈俞平伯先生的课，因而叙世谊定交。是后每逢他来台北，必共盘桓；回日后，岁时通问不绝。此次赴东京，自然要约他一叙契阔的。
“驹先生怎么也牵涉其中呢？”我问着，同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驹正春当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是后来的事。之前‘太子爷’尚未登极、仍然在阁揆任内时曾有访日一行，即是他陪侍接待，‘太子爷’晋见日皇，也是他担任的翻译官，这，你不会不知道罢？”
“驹先生是同我提过。可是三爷方才说，托带《肉笔浮世绘》另与‘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有关，我却向未听驹先生说过—”
“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还是一位伊贺的忍者呢？”魏三爷接着咧嘴哂道，“近世忍术之中有那么一门‘崩楼技’的绝学，还是我那位老兄弟钱静农祖上传至东瀛三岛去的。此中秘辛于《奥略楼清话》、《广天工开物杂钞》之中皆有记述。当真攀论起来，驹正春恐怕称得上是钱静农远房的师弟呢！不过这就又说远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持此刺去见驹正春，个中曲折，届时他自会同你说了。”
“我同驹先生熟识，不需要名片了。”
“名片不是给他看的。”魏三爷径将名片夹入《奇门遁甲术概要》书页之中，继续吩咐道，“稍后你老弟进了机场，到免税店买两瓶酒—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忌—抵大阪旅馆之后，便将白兰地置于床头几上，瓶下压着这张名片。次日醒来，倘若名片不见了，便是驹正春门下弟子前来取去，你无须寻找。当日行程应该是夜宿京都，你且持威士忌出门，途中若为人鲁莽打破，亦不必计较，那也是驹正春派人所为，打破酒的人会把你前夜失落名片交回，但是背面则另书一地址，你且按址寻去，便见得着驹正春了。见着驹正春，也就拿到了《肉笔浮世绘》，大功告成也！”
带一本书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令兹事果尔体大，高阳亦非畏影忌迹之人。但是这样叫人牵着鼻子走，仍使我有几分不惬。魏三爷却像是当下看出了我的心事，“呼呼”笑道：
“一九六四年春，郭嗣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红叶》为香港电懋相中，准备改拍成电影，签约之后，电懋方面托了一个叫龙芳的同你老弟接头，请你执笔改编成剧本—我说得没错罢？”
“是不错，不过大纲完成之后，陆运涛飞机失事，连龙芳也赔上一条老命，剧本的事也就没成。”我犹豫道，“这又与驹先生有关了么？”
“一九六五年八月，万老爷子骤尔升天。次年一月，你老弟给周弃子写了一封信，信上明明白白写道：‘近闻有《神医妙画方凤梧》之作问世。弃公曾谓：万氏诗髓画骨皆自惊鸦来，格在龟堂、半山之间。惜小子不敏，未及寓目。念惟万氏倏忽殒命，事颇讳隐，疑有他故。安得温犀秦镜、照幽鉴微，详其首尾，以俟不惑，即穷十年之力亦不足惜。’可有这话？”
经魏三爷这么一说，我似有所觉，然而更多的却是一份赧意—数十年来，我的确时常想起万砚方暴毙的疑案，偶读闲书，间有体会，却昧于片鳞残甲、管窥蠡测，而始终未得全貌。当年的豪语，于今思之，竟平添了讽诮之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使我益觉讶异的是，从魏三爷的叙述可知，连周弃公都身涉其中了—起码，我给弃公的信函，魏三爷是读过的。
就在这个时刻，车行已至中正机场出境大厅廊前，我却几乎不想下车了，径向魏三爷答曰：“当年一诺，至今尚未兑现，惭愧得很。”
“若不是有那么几句痛快的话—高阳老弟，我也不会找上你的。算一算，你我在新衡先生府上初晤之时，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啦！”魏三爷说着，一手拉开车门，跨步而出，道，“此去找着驹正春，取回《肉笔浮世绘》，也许连龙芳那宗案子都能访出一个下落来了。如此，也才不辜负了弃子老兄同我们这帮老鬼物的一番荐举之诚啊！”
“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潮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床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黄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春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强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春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春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黄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春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春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交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春，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春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都是敬语、辞气极其恳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美妇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交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强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强，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
这两次谈话果然令原本因贷款建厂事件已急速降温的双方关系益发雪上加霜。“太子爷”不得不在访美行程结束的次日临时搭机赴日，“太子爷”后首才着陆、张厉生前脚已经登机—被“老头子”急电召回述职了。时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爷”是深知“老头子”脾气的，在这么一个满城风雨的时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开的拜访。然而人已经来到了日本，总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馆、扃门不出罢？遂向随员打听：有没有通晓中文、又熟悉池田内阁决策的人士，可以私与接洽、以便一询究竟者？随员中有一出身石牌训练班、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的干员，他见旁人都没了主意，只得应道：“有个当年在北大留过学的学生，现在内阁官房长官麾下任事，专司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研究，中文极佳，只不过传闻中此人曾习忍术，如果要接见，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强，以免不测。”
“太子爷”听罢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么样，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无如之何。去找来罢。”
找来的正是驹正春。这便是他与“太子爷”的初晤。两人促膝独对，密谈了三个小时。其间琐屑，驹正春并未细说，要紧的话题是：当时池田勇人会否继续支持“国府”？—场面已经僵了，日本政府如果还肯回圜让步，也得有个台阶下；这台阶又该由“老头子”给，还是池田自己找？里头的学问不小。驹正春对某匿名人士以一千万美元提三条件的协议是略知其情的，然而兹事体大，尤其不能对“太子爷”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个生意人，如何在各边政治关系的张力紧绷到最大程度的情况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关切者。至于政策原则方面，池田不应有什么冒进的作为或裁示。
驹正春的建言是否启示了“太子爷”什么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发“周鸿庆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台湾各地由学生和青年发起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和不说日本话的“五不”看来，“太子爷”有可能从驹正春的谈话中间找到了对付生意人的办法。不过，驹正春自与“太子爷”接晤之后，却独对介乎大陆、“国府”和日本三方之间的这一连串密商、暗盘、私访等活动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辞出告别之际，“太子爷”忽然先问了一句：“驹君此番前来见我，不至于有什么不方便罢？”
“不会的，不会的。”
“这是因为忍术的高明，还是因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爷”说了句令驹正春印象极为深刻的笑话—既赞赏了应邀前来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驹正春，也恭维了池田政府的立场。在双方关系已然相当肃杀的当日，可以看出“太子爷”自有一派从容和体贴，驹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动了。
“周鸿庆”随团赴日，终于在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诚”事件，且立刻变质成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驹正春看来，倘若“周鸿庆”根本没有向“国府投诚”的行动，自然不会被一个叫富田利明的计程车司机误送进苏联大使馆；可是一旦出现了误投的结果—苏联驻日使馆便不得不以“签证过期”为由，将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陆要求加码的一枚活棋—如此则不能说，一切都是池田深谋远虑、布置了这么一盘可以接二连三向大陆示好的棋局，反而该回头深入调查：当初指定“周鸿庆”来日参访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谁？又有什么动机？
然而令驹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从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台访问，发表友好声明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其问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驹正春忽奉内阁官房长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鸿庆”的市ケ谷驿招待所作一探访，视其有无任何个人需要。驹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内，“周鸿庆”便有可能会遣交大陆特派赴日处理此案的代表团。
这招待所名义上是东京私学会馆，平素亦对外开放，作旅馆经营，只七楼整层由内阁官房长官厅包下，以备不时之需。驹正春便是在七九号房见着“周鸿庆”的。
此人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糙涩，似是劳动人口出身，要不，起码也生受了几载艰困。说一口夹杂着杭州和广东口音的普通官话，声音粗哑。他并不知道驹正春是日本人，一听来者殷殷相询，便急嘈嘈迸出来一大串言语：“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什么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上了这许多当，我再也不说什么东西、也不听什么东西了。”
驹正春猜想：从十月七日开始，这八十天期间，一定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人士前来访视过他，或许这些人士曾假冒台湾当局名义，对他作了一些试探、侦测，而后复表白身份、加以恫吓，才会让他如此戒慎恐惧的。僵持了一阵之后，驹正春只得坦然告知：“敝国政府极可能在三两天之内便会将你交还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换言之，你是去不了台湾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的，就尽管说罢，敝国政府当会倾力促成，不负所托。”
这人闻言一怔，道：“你是日本人？”
驹正春点了点头。
那人却猛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不迭用手背擦泪抹鼻涕，咳呛连连，道：“要说起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招数，我可是玩了二十年了—怎么？冒充起日本人，难道我就同你说了吗？”
“我不是来刺探阁下的。”驹正春肃容说道，“过两天你回到北京，贵政府自然会有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律程序。我的任务只是来询问阁下，需不需要什么—”
驹正春话还没说完，那人笑靥一紧，竟皱起千百条老纹，跟着号啕声作，有如猿鸣枭吼，一发不可收拾。可哭了不多久，似又想起什么，顺势摇摇头，嗟叹两声，怪笑一阵。如此哭罢了笑、笑罢了哭，惹得门外守卫人员不时还会开锁入内睃视一番。
是时已近子夜，驹正春不意这“周鸿庆”果真还有什么需求，便要告辞。对方见他要走，忽地抢身过来、跪在膝前、紧紧扯住裤管，道：“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你老兄若真是日本人，便不理他们的圈套，放我一条生路罢！”
根据驹正春原先的揣想：那匿名指定要“周鸿庆”随团赴日者或许和此人有什么亲故戚友的关系，可借此至“海外”一晤，聊解两地悬念之苦。及至闹出个“投诚”事件，便怀疑它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于该匿名人士之预谋。果若如此，“周鸿庆”自然也是一心想赴台湾，好脱离传闻中艰辛困苦的竹幕生活才对。如今闻听他说“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之言，忽然心生一疑：既然闻知将遭遣返，在这紧要关头，此人不是更应力争赴台、以保一线生机吗？
驹正春强要拉他起立，无奈对方浑似一方植入地板之中的千钧石座，挣不动分毫。想这驹正春也是伊贺武士出身，一旦窥觉对方还有练家功架，更吃惊不已，暗中凝贯指力，扣住那人臂肘曲尺大穴，才一运劲，“周鸿庆”亦略有所觉，忡忡问道：“这是‘摆抖’！你果然是日本人！”
“摆抖”是神速拔刀道（lhai-do）里四个疾速连续从事的格式化动作之第三动。与拔刀、砍劈、归鞘既分又合，形成速战的基本形式。“摆抖”便是在挥击得手之后收刀入鞘之前的一个将刀刃上残留血滴抖落，以免沾染锈蚀的动作，讲究在转瞬交睫的刹那间完成。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驹正春这一出手，虽未当真以力伏之，却让对方尽懈心防，眼眸中也闪烁出点染着渴望的光芒：“看来你也是武者，便更该放我一条生路了。”
驹正春随即将他扶起，道：你既然口口声声要‘投诚’，怎么又说‘决不能去台湾’呢？”
“我何时说要‘投诚’？何时又说要去台湾？”“周鸿庆”一面说时、一面已瞪起灰浊泛黄的一双大眼珠儿，暴声吼道，“从头到尾，便只一句话：‘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说了要去台湾哪？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
“既然不是去台湾，怎么又说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那是联络的暗语啊！”“周鸿庆”似是无意而然、迸出这么一句，随即噤声良久，瞳仁里初初绽放的神采从而渐熄渐暗，最后竟细眯眯地觑起眼缝，上下打量着驹正春，轻轻摇着头，冷笑道：“哼哼哼！老子险些儿又遭了道—你这鬼子莫非也是‘老头子’走狗、七绕八绕又绕回来套我口供？我横竖是死路一条，你且把我当个尸首，尸首是不会说话的。”
此后那“周鸿庆”果然就像一头垂死的狼一般，只把双眼珠子不住地朝驹正春身上往复盘看，时而怯惧、时而惊惶、时而愤怒、时而哀怜，仿佛他骋目所见者竟是好些个不同的人，为他带来了好些种错综芜乱的情绪。驹正春知道，他疯了，即令再说些什么，恐怕也都是谵呓妄语而已了。
驹正春旋即告辞，而“周鸿庆”果然在次日中午获得“释放”—当下交由大陆代表团押返中国大陆；此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物的消息了。
然而，对驹正春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事务性工作。他不得不怀疑：“周鸿庆”像个悬丝傀儡一般叫人摆布到东京来兜绕一圈、又似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人误以为要向“国府”投诚—此中是另有隐情的。所幸他并非全无线索。他还掌握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暗语，以及闻听此一暗语之后却把“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计程车司机，富田利明。
由于治安方面的调查、搜证工作并非驹正春职责范围，是以如何合法地找到富田利明已经颇费周章。事实上，案发之初日本警视厅已为富田利明录制了口供，上头清清楚楚写着：“由于语言不通缘故，产生了误会，才将乘客载往同在使馆区的苏联大使馆。”富田利明并未涉及任何不法，录过口供之后立刻开释，如欲依循任何法务途径则是根本无权也无能寻获此人的。
幸而驹正春“另有管道”—关于这一点，他可以说是守口如瓶，无论如何不肯进一步解释，我只能推测，与其身为伊贺忍者的秘密组织有关，饶是如此，也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也就是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才确然发现了富田利明的住处、所隶属的出租汽车会社以及经常往返营生的行驶路线。终有一天，驹正春拦下了他的车子，才就座，发现富田利明的左臂近肩袖处缝挂了一圈黑色的帛布—这是中国人在近亲长辈如父祖者过世后服丧的装扮，却非日本人的礼俗。驹正春登时福至心灵，以十分流利的中国话说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
富田利明闻言毫不迟疑，推杆入挡，车身刚向前行了几尺，又忽地煞住。驹正春从后视镜中与富田利明四目相接，他立刻知道：前后虽仅相去刹那，对方已略疑其身份、意图，遂重复了一遍去意，且刻意说得缓慢，可是字正腔圆。富田利明却状似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以日语答道：“排挡坏了，我没有办法，非常抱歉。”
不消说，才到手的这条线索顷刻间又断了。富田利明自非等闲之辈，也正因如此，如果“周鸿庆”事件另有秘辛，则他更不会吐实了。
“就此罢手的话，真相岂不石沉大海，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么？”我急急问道。
“当初我何尝不是如此作想？其灰心丧气，就不必多说了。”驹正春好整以暇地又喝了一杯，才悠悠然接道，“人生在世，许多事都是这样：当你汲汲营营、寻寻觅觅，蹉跎了无数光阴，到头来一无所得。可是一旦不忮不求、无无碍，忽一日涓滴穿石、水到渠成，一切却豁然开朗了。”
时隔近六年之后，“中华民国”迫于形势、宣布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于次年二月赴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访问。驹正春在三月初接到新的派令，他的新职务是到外务省一个专门研究“两岸中国事务”的单位当专员。到差的头一桩任务是陪同一个叫邱永汉的商业巨子往台湾一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之所以派驹正春前往，自然与据闻即将于一两个月之内正式组阁接班的“太子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