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藏王在与我道别的那一刻，大约是希望我不要把接受帮助的事放在心上，他告诉我：“帮人找回他丢掉的东西，是我们的工作；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的下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很长很长、长得一本书都装不下的故事里，不时地会提到地藏王，而且要从寻找地藏王开始说起。

不过，在进入下一个故事之际，我还是得唠叨一下，把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交代一下。这不但跟地藏王有关，也跟地藏王传说融入现代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有关——地藏王如何粉碎鬼的地狱，解脱鬼的痛苦，如何实践“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信念，也许该有更清楚的描述。不过，我一定要先提醒读者：无论事件如何离奇、怪异、超乎自然，它都是发生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次元里的。同一个人间，而不是异质的时空。就像是几篇内容、形式、旨趣、兴味各自不同的短篇小说，给发表在同一个集子里一样，它们彼此不相连属，个别衍生的情节也没有任何枝节的牵涉，然而一旦编成一个合集，仿佛分享了一个世界。

今天清晨我梦见在中朝边界的长白山上，有一人滚坡而下，滚了几十尺，才勉强刹住，我上前伸手要帮忙，没捞住他的臂膀，倒是一脚丫子踩住了他的风衣。他却继续往下滚，我拾起他的风衣，风衣像魔术师吹过气儿一般不见了，捧在我手里的，是一个铜钵儿，径不足一尺，浑圆椭扁，阔口鼓腹，泛发着陈旧的光芒——到哪儿它都跟着我。

当我醒来时，铜钵儿还在那里。

一九九〇年夏天，我的老朋友、也是知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詹德茂约我见面，说是要开一个新的节目，会邀请几位作家亲自赴大陆，各人负责一条独立构想的旅游路线，担任“屏幕领队”，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每一位作家必须亲自在那条旅游路线待足每一分钟拍摄时间，摄影机全程伺候，作家眼见什么景、心想什么事，都可以对着镜头说，就像是在主持了。之后，跟拍的导演再依据节目需要做剪接，看能剪成几集、就做几集，算是弹性很大的一个拍摄计划。

当时约聘同行的导演是周定阔，执行制作是王理和邵懿德，皆堪称一时之选；但是能面对镜头，还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作者却极少。就我所知，真正玩儿了一趟、还把制作单位要的东西拍回来的，只有我和诗人林耀德。

林耀德挑的路线是东北中朝边界，有鸭绿江、长白山，还有说不通话的一大堆朝鲜人；我特别记得在他拍回来的影带里有滑险坡下山、还磨破了裤裆的一个画面，可见其辛苦。

我挑的路线则轻松得多：乾隆游江南。也就是先在南京安排好拍摄机具，搭渡轮过长江，从镇江出发，大致上跟着当年乾隆的行脚，一路经过扬州、常州、无锡，绕太湖转半圈，再上苏州、杭州（甚至还特别为了上鲁迅故居而跑了一趟绍兴）。春夏之间，虽说有点儿热，可大体而言，是追随着乾隆的脚步，我所受到的礼遇也颇让我自觉像个皇上。

这就要说到杭州的藏王了。那一天我同邵懿德两人先在杭州城逛了一上午书店，主要当然还是一句老话：“临时抱佛脚”，搜集搜集未来三四天即将在这古城里拍摄的口白资料。一摞书堆起来有两尺多高，照例是邵懿德帮我拎着，我说上西湖边儿上的柳树底下去看书，岂不风雅？

这主意出坏了——因为当时西湖边儿上的柳树新栽的多、成荫的少；这一株底下晒头，那一株底下晒脸，一连换了两三回座儿，我才猛里发现：挂在脖子上的一个护照袋不见了。里头有护照、机票、证件，当然还有些现钱、信用卡。想一想，是换座位的时候，回身帮着邵懿德整理一大堆书籍，嫌那袋儿垂挂在胸前碍事，摘下来扔在椅子上了。再沿路踅回去，当然还是找不着。皇上当场发了脾气：老子回宫了，不拍了！而且我的意思是立刻回台湾，根本不玩儿了。

其余人等一面安抚我、一面报了案。到如今我还记得周定阔脸上的表情是惶急之中略带着一丝肃杀之气，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说：“不拍的话，你会像护照一样消失的。”

没料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公安局的电话直接打到旅馆来：那护照袋找着了。管西湖的公安局应该不止一个，我们去的那一个居然在湖边林下，可谓“绿荫深处”了。远伫凝眸，与前一天曝晒在天晴树小之处迥然是两个世界。我几乎不能想象：这是同一个西湖。我还记得，一时居然完全忘记遗失了护照袋的事，我在柳荫下逡巡良久，一些不明来历的诗句便在波光云影之间浮沉、闪烁。“玉骢难系柳丝长”，这是从《西厢记》曲词里颠倒拼装而来的；“诗才未必输陶谢，謦欬居然变柳禽”，这是从谢灵运的诗移花接木而来的；“恣意东风信柳催，影丝烟信踏波来”，这是全无出处的两句开篇……总之，刹那之间，我在现实里失落了现实，在时空中抛掷了时空。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此地何地。

直到邵懿德喊我：“我们还是领护照去吧！”

进去之后，公安核对了我的身份，我则检查失物，一样不少，可说是完璧归赵。非但如此，感觉上一沓子尚未换成人民币花销的美金好像还多了些。关于这一点，坦白说，我报案的时候只提到有大约三千美金，并不记得里头的实数。这时一张一张清点，居然有四千三百多。公安局方面似乎不以为意，我自然乐得装糊涂。

那负责办销案手续的公安对我说：“是两个农民捡到的。”拾金不昧的农民说什么也不肯向失主公开姓名地址，但是那公安却说：“你们身为台胞的，还是应该‘意思意思’人家一下，写封信、道个谢都好。”于是给我看了看对方填写的报案单，一个叫第五明，一个叫萧金山，就住杭州城外。

我把那两位拾金不昧的农民的姓名、住址抄写下来，再三致谢，并谨慎地问：“这‘第五明’是个人吗？”

那公安一瞪眼，道：“不是个人，难道还是鬼吗？”临别时他还特意地强调：“祖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你回台湾去要给表扬表扬。”我说当然当然。

接着，我跟周定阔商量，看可不可以从拍摄时程当中匀出半天空来，让我去拜访那两位老兄一回。周定阔一面改写着工作程序表，一面冷冷地对我说：“皇上要起驾，为臣敢不从命吗？”这话很凶的。

利用那一个算是偷来的下午，我按着公安交付的地址，在一个显然称得上杭州城郊的小村落里几乎没拐弯儿就找着了第五明。看上去，他约莫有五六十岁了，是个大约一有点钱就去镶个金牙的农民，远远地一见我，就龇着金牙迎上来，主动说：“萧金山不在，有话屋里说去。”

一时之间，我也没什么可说，捧上了两大篮水果，进屋搁在桌上，直嚷着谢谢、不成敬意、笑纳笑纳之类的应酬言语。我随即发现到这间正屋的墙上唯一的装饰品（仔细思量一回，你可能还会怀疑：它算个“装饰品”么？），那是挂在北墙正当央的一把三弦，通体木质无漆，应是手工打造，由于有了点儿年代，或许是汗泽沁润，看得出敷染着些黯淡的油光。那油光是反射过来的，顺着亮光看去，光源则居然像是桌上被两篮水果遮住了的一个陈旧的铜钵儿。

看一眼那把三弦、再看看那铜钵儿，回头再看一眼那把三弦，倒是想到了一个破解初识尴尬的话题，我随即一指北墙：“您也演奏乐器啊？”

第五明斜瞄一眼三弦，笑笑，用一口杭州腔极重的普通话对我说道：“什么演奏啊？弹弹，就是弹弹，亲朋戚友、旧雨新知，见面不就是弹弹吗？”他手里比划的是个弹三弦的手势，嘴里说的，却像是“谈谈”，说话、聊天这么个意思。接着，他却流露出一副迫不及待、忙要开门见山的模样：“废话不多讲——你钱都收到了呵？”

我说：“收到了，谢谢、谢谢！”

“多出来的也收到了呵？”

我登时脊梁骨一麻、心一冷，支吾了两声，硬起头皮，道：“收——啊也收、也收到了。”

“那好。”第五明微微笑了笑，道：“两年之后，烦你转交给一个同你说起‘杭城风云’四字之人，我就先谢谢啦！”

“‘杭——城——风——云’？”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

“不错。这钱，是那个人的一个朋友的，不多不少十三张。”第五明接着道，“你就跟那人说：叫他那朋友还是别打‘藏王’的主意了。”

“‘藏王’又是个什么东西？”

“人嘛，你说算个什么东西？呵呵呵！”第五明依旧龇着一嘴金牙说道。

“藏王”，勉强算是一个“职务”罢？我也只能这么说。

坐在我眼前的第五明就是“藏王”。而那位我一直未曾谋面的萧金山也是“藏王”，萧金山是第五明的前任；你也可以这样说：第五明是萧金山的徒弟。不过，当时我并不明了。

我先前说过：那是一九九〇年。在那个年代，杭城四河，一条不剩，可“藏王”居然还在呢。

“藏王”是有来历的。传说杭城里有河的时代就有这故事了。杭州耆宿都知道：“有河就有帮，有帮就有王。”意思就是说凡事要有“单一窗口”，绝不容令出多门。这里所谓的“有帮就有王”，就是指“人间藏王”。

这是怎么回事？就要往杭城四河说去——

杭城原有四条城河。自西而东，分别是浣纱河、施腰河、盐桥河与菜市河。施腰河又名小河，在城区中间，东起盐桥河新宫桥之北侧，北至洗马桥接浣纱河出武林门，全长十里，是杭州古河道。听说这河道在抗战期间就淤塞了，淤塞的原因是居民长年以来不断倾倒粪便垃圾之故。民国三十五年索性修筑成马路，叫光复路，这路才修成就往下陷，所以当地人常拿“光复”“陷落”两个词开玩笑，大意不外：“怎么才光复又陷落了？”一九四九年政权更迭，关于这条“粪底儿路”的流言俗谚，可谓一语成谶。

杭城市里走船，例有专职船夫。四河船夫分两帮，浣纱、施腰二河一帮，叫“清湖帮”，因为浣纱河旧时又名清湖河之故；盐桥、菜市二河是另一帮，叫“运河帮”，因为菜市河旧时又名运河之故。这两帮各有帮主，平时互不往来，只在一年三节以及祭河伯的日子，两帮会合力主持典礼、迎宾酬神，揖让升饮，俱能中节有度，称得上是相当平和的地方势力团体。

这两个帮，有一名义上的共主，叫“藏王”。“藏王”是一脉单传，谁也不知道他会将这共主宝座传给谁，且多少年下来，十之七八，是不传给这两帮弟子而尽付于外人的。最有意思的也在这里：共主的宝座——在帮中人丁看起来——是谁也不想坐的。

这又怎么说呢？打个世俗的比喻吧，杭河二帮行的是“虚位元首制”，两帮原本非亲亦非故、无怨亦无仇，各做各的生意，卖的都是劳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市，是以即便当上共主，既发不了财，也改不了运，孬好还就是个撑船的。可一旦当上了“藏王”，撑船的时间就少了。因为每一位“藏王”都有个使命，非得在任上完成不可：那就是物色下一任的“藏王”，物色到了适当的人选还不算完差，还得传授一门“藏王功”。少则十年、多则二三十年，把前任所传下来的这一门技艺完完全全再传授给新任，才算是交卸了职责。所以“藏王”的闲事不少，却肯定赚不了什么钱，身上只有一样值点儿银子的东西：一个铜钵儿，可以到处要饭吃。据说在前清的时代，上杭州常见的“门板饭”饭铺嗑一顿，凭着手上的钵儿，只一个制钱就许吃一顿，还外带一勺子又香又浓的“浇裹”。

你可能会问：就算是个邻里干事、街坊委员之类基层公共服务人员，起码“藏王”名目听来地位崇隆，应该颇受人尊敬。其实大谬不然。——在有河有船的时代，“藏王”不外就是个撑船的，淤了河、没了船，就连撑船也谈不上了。

你还可能会问：不是有一门“藏王功”吗？世论言及功法，不是强身、就是会武，养生自卫带吓人，也算是了不起的能为了。然而，事实摆在所有人的眼前，从古至今，没有外人知道过：那“藏王功”是什么玩意儿？究竟练得成、练不成？什么人才、花什么力气才练得成？练成了又有什么得利得便之处？没有人知道。至少，除了“藏王”之外，没有人知道。

杭城河帮起源甚古，甚至早于庵清、早于粮米帮，还有说宋代就有“清湖”“运河”两帮了。“清湖帮”和“运河帮”原本各自劳力营生，之间既无瓜葛、也无芥蒂。人说船过水无痕，水世界茫茫荡荡，也并没有地标；你帮之船、我帮之船，就算划过了界，冒出去三五里地，也不该有什么计较的。

偏偏在新宫桥和洗马桥之间的施腰河一带，船夫与船夫常有些摩擦。人就是这样，有计较处且计较，没计较时找计较。有那么一回，为了这沿河十里的迎送往来，两帮闹起意气来。运河帮里一个船夫拿篙子打破了清湖帮里一个船夫的脑袋，搅得浣纱、施腰二河里三天找不着驾船的——这两河的人丁连夜把手下所有的船只拉上旱路，一总堵上了盐桥、菜市二河的各个渡口；这就是要打混仗了。

有人报了官，县父母其实早就得着清湖帮方面的禀报，扬言官府里不得干预，否则本帮之人拼死也要杀尽另帮之人，那么一来，杭州城里的水路交通就非瘫痪不可。

可是官里不管，两帮打得就更野了！从船上打到水里，再由水里打到桥上，足足打了两天两夜，打着打着肚子饿了，招呼一声便各自收手，找一爿门板饭铺嗑上一大碗“门板饭”，吃饱了再回原地打去。

有那么个清湖帮里的愣小子，长得高头大马，平日手上使的篙子也特别的长，就在混战之中，这愣小子一篙杵对方不着，重心尽失，连人带篙有如今日那撑竿跳的选手一般，笔直倒栽入水。说也奇怪，一栽下河，就没了顶，别说人没上来，连篙子也不见了。

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一根竹篙子，怎么会浮不起来呢？这是开打之后的第二天黄昏，众人又厮缠了大半夜，终于有个运河帮里的癞痢头船夫觉得过意不去了，打着打着，把手上的家伙一扔，道：“不成！那大块头死活得有个交代！”说着便跑回现地，一头跳进水里，随即也灭了顶。大个子、癞痢头分属两帮，各有各的朋友，当然都不免心焦，可自凡是谁在那块水域里下去寻，就算是寻着了什么也不会有别人知道——因为无论是谁，一旦下去了就上不来了。直到天大亮，两帮里连先前那两口子算上，一共灭了七顶。

就在这时，武林门外踅过来一个身着一袭崭白丝袍，剑眉星目、器宇舒朗的后生，见众船夫围观议论，便笑着说：“这是惊动了河龙了！”

众船夫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一时纷纭议论起来，有那年长些的，很听不得年轻人大放厥词，遂斥道：“老夫在这河里撑了五十年的船，从没听说过有什么河龙的。”

“在山是山龙，在河是河龙，山山有龙，河河亦有龙；龙在山则兴云布雨，在河则鼓风作浪，有什么稀奇？”那白袍少年说，“这浣纱、施腰、盐桥、菜市四河原就是一龙之四爪，此龙潜修千年，正要化行于天，却叫你们这两帮混混搅扰，千年修行，眼见就要毁于一旦了，人家能不忿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