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英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趁着中国衰弱之际，迫使中国吞下鸦片，然后蜂拥而上，蚕食掠夺。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样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凶狠。我们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路标，指向售卖海洛因的窝点。

“医院。”婆婆语气平缓地念着路标上的字。厚颜无耻的日本人一向喜欢用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委婉语，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一上午看见的都是这些，不过去寺庙路上这自由自在的几个小时，仍然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上岸后一直沿着中山路向上走，不时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以便绕过脚步缓慢的行人。这条坡路走起来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迎面的风吹干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样，都是坚强的女性。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街道渐渐变得平坦，人行道上到处是背后绑着个乌龟壳装饰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购物的人，我们只好一直在马路上走。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拉响刺耳的警笛从后面驶来，我们匆忙跳上人行道。

终于，我们看见了千手观音寺。寺庙红蓝相间的飞檐和贴金的彩绘，与周围单调的灰瓦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观音寺的大殿有三层屋檐，层层相叠，最上层的顶部是一只凤凰。看到寺庙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战争没有毁掉观音寺，这里一如往昔——巨大的黑色香炉稳稳地立在三只粗壮的香炉脚上，信众们点燃香烛喃喃祷告，坐在一张破桌子前的代书人正为不识字的人代写情书或票据。算命先生们跟从前一样，坐在寺庙的广场中拨动三弦招揽生意。

其实我更愿意请昌佑寺住持帮我解读阿豆的八字。但是，不要说这次我没有胎梦，即便有，去寺庙的路实在太远太危险。我打量着广场四周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一位留着稀疏白胡子的老人，身边围了一小圈人。他像打坐一样，盘腿坐在垫子上，一双盲眼盯着对面矮木凳上的年轻女人。“35卦。”他用算命先生惯有的平淡语气说道，让人听不出他预测之事是吉是凶。风越来越大，呼啸着卷过屋顶，朝屋檐里面吹来。“离上坤下。”老人提高了嗓门。一阵风把他的胡子朝脸上吹去。听起来这个卦象不错，比阿豆的艮上坎下要好，不过任何卦象都是吉凶掺杂的。“他以后的官运不错。”算命先生接着说，毫不理会飘进嘴里的胡须。

年轻女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一阵风掀起她的裙子，将裙摆一直掀到肩膀。算命先生定是真的失明了，对此视若无睹。“这个孩子要小心，不能贪墨啊。”他建议。

石子路对面的水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人们慌张四顾。台风季已然来了。“有名望。有钱。这孩子命真好！”算命先生的声音随着飞扬的尘土和枯叶变得越来越大，可是谁会在乎一个孩子是不是“自负，有时略显肤浅”呢。鼓浪屿那些算命先生实在是愚蠢，我用不着他们告诉我，阿豆是个沉静善良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公正无私”的性格能有什么用？

那个女人向前拉了拉凳子。瓦片和百叶窗被风吹得格格直响，算命的盲人和年轻女人离得很近，似乎有意避开旁人，我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了。反正年轻女人只会记住她愿意听的东西。至于我嘛，我记得那些愚蠢的算命先生说的每个字，尤其是那些我不愿听到的话。“山下出泉。”有个算命先生说。“山泽损。”另一个人说，“会渐渐损耗。”天哪，他们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不知街上出了什么事，人们开始四散奔逃，即便是在占领区，突然响起的呼喊声和喇叭声也显得非同寻常。女人推开凳子站起身，算命老先生的嗓门立刻变大了。“好心的太太。”他说，“供养的钱。要给神明供灯油啊。”伴随着他要钱的声音，三弦也发出哀怨的曲调。这时，之前围在算命先生身边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

年轻女人转身刚走，我一把抢过小凳子，坐在算命先生跟前。“我的次子是今年出生的，1940年5月。”我说。他举手示意我停下。街上警笛呼啸。他闭上混浊的眼睛，头歪向一边，听着街上“让开，让开”的喊声。然后，他一语不发，开始把算命用的瓦片和八卦图往布包里塞。

“先生，怎么……”

他把三弦放在垫子上，卷起来固定好。

“你坐的凳子。”他说。

“我特意从鼓浪屿过来，要为我的——”

“明天再来吧。”他从我手里接过凳子，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绑到背上。“你没听见吗？”他努起嘴朝街上示意。

我正要开口埋怨他几句，一卷打开的宣纸突然砸到婆婆肩上。她弯下腰咳嗽起来，代书人朝我们跑来，挥舞着手臂一迭声地喊，“哎呀！哎呀！”他身后的桌子倒了下来，毛笔、墨锭、镇纸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摩挲了半天婆婆的后背，咳嗽声才停下来。我捡起地上的宣纸卷，跑过去拿给代书人，长长的纸卷像风筝尾巴一样拖在我身后。我又帮代书人收拾好抄写工具和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等收拾停当，寺庙广场上的人已经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一个正在捆扎物品的和尚。看来没别的办法了，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回鼓浪屿。

回家的路程一开始还算顺利。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日本兵和中国警察在中山路上来回穿梭，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军警出现的时候，我们急忙躲进一条小巷，然后沿着偏僻的街巷朝海滩走去。大街上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日本海军，我猜一定是中国海军在进攻。可是，当我们从最后一条巷子里探头出来张望时，连中国军队的影子也没看到。日伪政府的警察在鹭江宾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日本兵正在街上盘查酒店的客人。狂风从海面上吹来，排队等待盘查的人弯下膝盖，彼此搀扶着稳住身体。维持秩序的警察看起来也很乐意互相挽住手臂。大家都知道十月份台风的威力有多可怕。

我和婆婆靠在一栋建筑物旁，肩膀抵住花岗岩外墙，那种坚硬的感觉让我们安心。有呼啸的风声做掩护，大家开始公然谈论厦门特别市政府议员被谋杀的事。有个自称知道内幕的人说出了死者的姓名，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呸了一声，纷纷咒骂，此人臭名昭著，不仅大发不义之财，对日本主子更是奴颜婢膝。

我们在小巷里等了很久，听大家说到刺客及其同伙——一个乔装成皮条客的年轻男子和一个漂亮女孩——很可能昨天夜里逃走了。我们随着人群慢慢移动，今天码头上卫兵的盘问一定是场痛苦的煎熬，而波涛汹涌的海面也会让我们的回程异常惊险。

事实的确如此，海上掀起一个个巨浪，我们担心可能要等到台风过后渡船才会开。不过，日本卫兵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今天负责驾驶汽艇的是个中国人。这是一次恐怖的经历。小船剧烈地摇晃着，不断被抛向空中，海浪扑向船头，从船舷灌了进来，我和婆婆紧紧抱在一起，拼命抓住湿滑的扶手和长凳。到岸后，我们顶着风雨向前走，脚下趟着从水沟里不断涌出的积水，我心里充满了歉意。“真的很对不起，婆婆。”我迎风向她喊道。

***

我和婆婆到家时，阿桂和素莉已经关上木百叶窗，把家具推到靠内侧的墙边。她们卷起了地毯，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饰品，把花瓶、雕像和照片等可能会被暴风雨损坏的物品全部收了起来。素莉终于听见我们重重的敲门声，冒雨跑出来打开门。阿桂胳膊上搭着毛巾在屋里等我们。她用毛巾把我们裹起来，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着，让我们上床前要喝碗热汤，一边带我们穿过已经面目全非的房间。

半夜时分，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我笔直地坐在床上，两手紧紧捂着耳朵，却根本无法挡住外面狂风的怒吼。天哪，刺耳的呜咽声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呼呼的风声和百叶窗砰砰的撞击声像是一支幽灵军队在愤怒地厮杀。我眯着眼睛，缩起双肩。我之前经历过很多次台风，甚至喜欢台风天——风呼啸时令人感到紧张兴奋，大家缩在屋子里面，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台风就会结束，平安无事后我们还可以庆贺一番。但今晚不同，这次的台风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最后，我精疲力竭地放下双手，倒在枕头上。如果婆婆因为今天外出染上肺炎，那么，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